说话发展简史

by admin on 2019年3月13日

原标题:单田芳辞世,带走了“说书先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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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的个人奋斗与说书人的历史进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的辞世,不啻宣告了从明清时代一直延续到最近的“说书人”时代正在走向结束。“说书先生”,作为一个极富时代特征的名词,或许即将走完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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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家族

“自古道周书李戏,诸君莫问是假是真。

文 刘岩

在中国的诸多曲艺品种之中,评书其实是一个繁盛的大家族。所谓“评书”,“按,评者,论也,以古事而今说,再加以评论,谓之评书。”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的“平话”。
明代的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描写明末清初说书人柳敬亭(今江苏泰州人)说武松打虎的情景:“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他也经常在书场说书。他在扬州街头贴出几张小小海报:“柳麻子又来说书”,听众竟至趋之若鹜,能够连说数十日依旧满座。柳敬亭以其高深、精湛的技艺圈粉无数,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在评书发展史上的“祖师爷”地位。20世纪上半叶的评书名家连阔如先生在遗著《江湖丛谈》里说,评书的南北两支派,皆为柳敬亭所传流。

一遍拆洗一遍新,只若说的赶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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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之后,清朝初期形成了以扬州和苏州评话为代表的南方评话,与以北京评书为代表的北方评书这两大系统。《生涯百咏》卷三“说书”条记载,“一声尺木乍登场,滚滚滔滔话短长。前史居然都记着,刚完《三国》又《隋唐》”,清代书场之热闹于此可见一斑。

一片俱是谎言,费劲才子辛勤。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

自古传流到如今,不过是给您消愁解闷。”

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作家

扬州评话。

一段残诗念罢,咱们言归正传。今天我要给大伙讲一段评书这门古老艺术的发展历史的故事。

2015年3月,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辞世,媒体在相关报道中普遍使用了“评书四大家”的说法,将他与三位后辈说书人田连元、单田芳、刘兰芳相提并论。一些“资深”评书迷对此表示不满,认为除袁先生之外的另外三位都不属于“正宗的评书门”,而是出自唱大鼓书的门户,靠说广播和电视评书成名,将他们与袁阔成并称“评书四大家”,既无法凸显正统评书的“阔”字辈泰斗的资历与造诣,也对没能通过广播和电视获得同等影响力的其他“评书艺术家”不公。
“评书四大家”一说其实由来已久,其最早的版本是上世纪80年代的“辽宁评书四大家”——“南袁北田,西远中兰”,即营口袁阔成、本溪田连元、锦州陈青远(唱东北大鼓出身的评书演员,1988年去世)和鞍山刘兰芳。2008年,“北京评书”以辽宁省鞍山市、本溪市、营口市和北京市宣武区为申报地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刘兰芳和单田芳(鞍山)、田连元(本溪)、连丽如(北京)四人被文化部公布为这一“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对照上述三组四人名单,“辽宁评书”几乎成了“评书”或“北京评书”(两个经常混用的能指)的所指,而在其代表艺人的构成中,鼓书门(而非所谓“正宗评书门”)传人占有绝对优势。难以释怀的正统论者将“评书四大家”的声名归因于电台和电视台的传播,但问题是,通过这两种现代传播媒介而享誉海内的,为什么主要是中国东北的“非正统”评书艺人。答案在塑造这些说书人的历史中。

在长江下游一带,成书于1795年的《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记载:“评话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诸人……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云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蛇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至于苏州评话则始终与苏州弹词并行发展,合称“苏州评弹”。其中的“评话”以说演历代兴亡战争故事为主,篇幅较长,俗称“大书”,弹词以儿女情长、悲欢离合故事为主,篇幅较短,俗称“小书”。传说清代后期的评话艺人陈汉章在苏州玄妙观附近书场说《三国》中的博望坡时,其掌号,击鼓,马蹄声,马嘶叫声,都很逼真,使人如临其境,吴侬软语之中却有雷霆万钧之力,此时恰有江苏巡抚(清代苏州为江苏省会)坐轿经过书场附近,竟然受惊跌倒。

评书的历史考据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 第一部分
可溯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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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诌书咧戏,听不腻的曲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袁阔成(1929-2015 ),辽宁营口人

《扬州画舫录》。

实际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周书李戏,听不腻的曲艺。”什么意思,周和李分别是姓氏。“周”指的是大周庄王,资料上也有记载姬佗的,那到底是谁呢,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人,公元前682年10月,姬佗病死,死后的谥号为庄王。是东周的第三帝。牵涉到祖师爷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是认祖归宗,连唐太宗李世民都不能免俗,把老子认为李家的老祖宗,那么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要给本行业找一位身世显赫的祖师爷。(造酒的祖师爷是杜康;小偷的祖师爷是东方朔,东方朔偷桃;木匠是鲁班,也叫公输班,和墨子是师兄弟。)评书艺人世世代代口耳相传,认定大周庄王是本行业的祖师爷。

“评书四大家”已有两位出版了自传,即同在2011年问世的《田连元自传》(新华出版社)和《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中国工人出版社)。如田连元在书中自述,“每个人都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会给你一个活动范围和可操作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你使出浑身解数,拼搏进取,这就是你的命运”,“个人命运”的背后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国运”,说书人的自传因此可以看作从一个特定角度叙述的当代中国史。田连元与单田芳的回忆及叙述各有侧重,前者强调平淡,在自序中自嘲,这本自传的“卖点”恰恰是“会讲故事的人的人生却没有意思”;后者突出传奇,开篇即借他人之口说,“你的自传比《三侠五义》还精彩”。正因为两位说书人有各自的特殊经历,并采取了不同的叙述策略,当他们的自传发生重合或互文的时候,个人传奇才更显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与平常,寻常人生细节包含的历史信息也才更耐人寻味。

与此同时,“就以北派说评书而论,他们的门户是分三臣。三臣系何良臣、郑光臣、安良臣。如今北平市讲演评书的艺人,皆为三臣的支派传流下来的。三臣系王鸿兴之徒”。相传王鸿兴是柳敬亭的弟子,王鸿兴原来以说大鼓书为业,后经过柳敬亭的点拨,技艺大进,于是拜柳敬亭为师。王鸿兴在北京收了三个徒弟,安良臣、何良臣、邓光臣。王鸿兴去世后便由三个弟子立门户传授弟子,直至后世。到清末民初时期,京城中的评书界已然名家荟萃,书目繁多。当时,北京的天桥是曲艺创作与演出都很活跃的地方。这一时期公推的书坛领袖当属“评书大王”双厚坪和“潘记书铺”潘诚立。此外,擅长说《施公案》的老前辈群福庆,嗓子天赋好,字正腔圆,尤其以表演书胆黄天霸闻名遐迩,显出深厚的功力,江湖人称“活黄天霸”。以说《水浒传》誉满京城的徐坪玉,则因为他刻画武松这英雄人物生动形象,在业内赢得了“活武松”的美名。

周庄王年间,连年荒旱,老百姓非常困苦,太后又患重病。这时左丞相肖彭向周庄王奏道:“大王要想江山稳固,太后病好,必须大赦天下,减免三年赋税,广施仁政。”他还推荐了姓梅、衡、胡、赵的四个人,编了些“安邦治国,发奋图强”内容的东西,到各地去演唱。不到三年光景,果然国泰民安,五谷丰收,太后的病也好了。周庄王大喜,封四位说书人为“四大善相”,并分别授名为:安乐堂、喜乐堂、欢乐堂、永乐堂。每人又赐尚方宝剑一口,堂印一颗,圣旨一道,可以到全国各地说书。不管到了哪个州衙府县,碰到贪官污吏,有先斩后奏之权。四大善相授封后,又到各地去说书,结果没有几个人来听书,只有几个六十多岁的听众。问其原因,一位老汉说道:“因为挂着尚方宝剑和圣旨,谁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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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书呀~我们这把年纪了,是不怕死的。”后来,为了宣扬周庄王打鼓劝善的德政,便用扇子代替了尚方宝剑,手帕就是当年周庄王的圣旨,醒木就是那颗堂印。

《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早期的评书表演场景。

也有说是派了梅子卿、清云风、赵亨利、胡鹏飞四位丞相传徒授艺,大兴此道。这便是后世“梅、清、胡、赵”北四门的来历。因此上,黄河以北的鼓书艺人都供周庄王为祖师爷。其实这也仅仅是一个传说,或许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去查一下历史资料,肯定查不到这段历史。但北方艺人分“梅、清、胡、赵”四个门派却是没错的。最上方写着“大周庄王姬佗”的名讳,左右是“至圣先师”与“文昌帝君”,下边另起一行写得便是“梅、清、胡、赵”四人的名字,很有意思。

两部自传的第一个形成互文的回忆主题是战争与逃难。1947年,六岁的田连元居住在四平——东北解放战争中最惨烈的城市攻坚战的战场;翌年,十四岁的单田芳经历了对平民而言更为残酷的长春围城。两位说书人一改说评书时的将帅英雄叙事,以亲历者的视角对战争中的平民生活做了格外生动的细节描述。单田芳这样回忆长春围城中的极端情境:公共厕所变成了抛尸场,老师在课堂上哭着向学生乞食,一位行人捡起路边的砖头啃了两口又扔在地上……与饿殍饥民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围城中照常营业的饭馆,单田芳的父母买通了六十军的一位下级军官,准备冒充该军起义人员及家属混入解放军的接待站,出城前在饭馆答谢这位军官,吃的是大米饭和酒肉,以黄金结账。长春也出现在田连元的战争记忆里,他随父母从四平逃到抚顺,“开始时一面袋子的金圆券能买回来半面袋的玉米面”,“后来,玉米面买不到了,只能买豆饼、豆腐渣,这些原是喂马、喂猪的东西,如今却拿来喂人”。在此情形下,大人们担心“如果抚顺像长春那样被围困起来,久不进粮,大家只有等待饿死”,于是决定回关内老家:“饿死也要回老家饿死。”相对于今天知识界流行的对长春围城惨剧说书式的解释——单纯归咎于攻城方的“饿殍战术”或守城方的“杀民养军”,两位亲历战争的说书人的饥饿记忆反倒无法简单等同于评书和史传文学中常见的孤城绝粮,而是联系着更为普遍的社会经济条件,长春的人道悲剧不仅是特定军事策略造成的灾难,而且是国统区灾难性的战时经济的极端案例。单田芳和家人逃离长春城后,来到已经解放的九台县(今长春市九台区),他用一条花旗布在县城市场换了十万五千元解放票,随手抽出两张千元票,出乎意料地买回了约十斤煎饼和一大包“都快拎不动了”的肉熟食,远远超过全家人饭量,于是又分给其他同行的逃难者。东北既是中国抗战胜利后最早经受内战摧残的区域,也最早获得了迅速恢复和重建,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基地。因此,尽管40年代后期有过短暂的关内移民的回流,东北在1949年后很快又成为中国七大区域中首屈一指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净迁入地。

再扩大地域来说,在北方,除京津一带称作“评书”外,东北也有“评词”的叫法;到了南方,江浙和福建一带叫作“评话”,而湖北、四川等地则仍称为“评书”。之所以有“评书”与“评话”的区别,可能是江南和福建等地流行的各种评话,直承元明以来的“平话”的表演传统;而北方及西南地区流行的各种评书,主要是蜕化于鼓书“说唱”,或说由书目到表演,包括曲种称谓的形成,均受鼓书影响较深的缘故。由此究其本质,“评书”和“评话”实无分别。

“胡”“赵”两门传人一直不多,近现代艺人大都属“梅”、“清”两门,彼此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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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盛世

甚密,长期以来联穴演出,互通有无,因此业内流传有“梅清不分”、“清家弦子梅家唱”的说法。乐亭大鼓、木板大鼓艺人多属“清门”,如白云鹏,年轻时曾在河北乡间行艺,多演木板大鼓、竹板书等,艺名白玉鹏。后进入大城市而改歌京韵大鼓,终成一代宗师。而西河大鼓因流传地域广泛,从业人数众多,所以四门均有涵盖,如“清家门”的赵玉峰、张起荣、田荫亭、马连登、程福浓、赵连甲、田连元;“梅家门”的李庆溪、赵庆山、李庆海、杨田荣、王田霞、单田芳等。)
说书的这几样的道具因为是皇家所赐,所以也就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芒。扇子,手绢,醒目三样道具各有几套说词。

田连元,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晚期农耕社会,评书艺人与他们的作品一样,在社会评价上近乎两极。一方面,在上层社会中,说书人历来是“人家看不起的”,据说“连家谱都不能上”。在知识精英眼中,说书人“思想之卑陋,文词之恶劣,令人脑晕心呕,只合酒肆茶寮,裸裎高踞,酒一杯,茶半壶,信口开河”,是所谓“吃空心饭的江湖朋友”。

醒木

1941年出生于长春市,评书表演艺术家。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文盲率超过九成的乡村地区,说书人却以其博闻强识,堪比传道授业的师者。女作家菡子(1921-2003年)早年在溧阳(今属江苏常州)乡下时,经常听“一个正派而有学问的老先生”讲《水浒》和《三国》。数十年后回忆起民国年间的那段经历时,她仍然非常激动:“他清癯的脸,两眼虽不左顾右盼,但可以感到它们光芒四射。我有时把他看作前清秀才,听了《三国》,又把他比作活着的诸葛亮”。如此一来,在来到乡村献艺的各种艺人中,“唱戏的不叫先生,只有说书的才配叫先生”,所以也就有了“说书先生”这样的称谓。

醒木也也叫醒目、响木,是一块长方形的小硬木块。尺寸不一,一般长约一寸,阔约半寸。上面抹边,共二十条边线,十个平面。放在桌上外露九个平面,所以也叫“九方”。关于九方的传说,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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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地位卑下的“说书先生”们采用的是“撂地”的形式露天演出,后来才得以逐渐进入茶馆、书馆表演。近代的高科技——广播——的诞生则真正使得当代的评书进入了全盛时期。1937
年11月3日,北平电台首次实验推出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先生播讲的《东汉演义》,社会反响强烈,一时引得“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1950年6月25日,扬州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文艺节目中设置《评书》专栏,邀请扬州评话艺人供给故事材料,现场做直播表演。到了1979年9月,辽宁省鞍山电台播出了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相继被全国17个省的63家省、市电台播放,形成“万人空巷听兰芳”的热潮,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评书热”。

一种说法是评书早年创造于和尚,由和尚说讲佛经故事劝善发展而成,和尚募化十方,因为是评书的创始人之一,听评书不给钱,所以评书艺人不挣和尚钱,只能募化九方,用九方木。另一种说法与此相反,俗话说和尚嘴大吃八方,但听评书也得给钱。评书艺人能吃九方——连和尚都吃,所以用九方木。看来前者是近乎情理的。

《田连元自传》

其实,醒木是评书艺人的演出许可证。醒木不是自备,是徒弟学艺功成,在出师时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由师傅传授给徒弟。徒弟当众接过醒木,才能自己独立演出,师承的门户不同,其醒木的尺寸大小也不一样。如果评书艺人到某地

田连元入关后在天津读书和学艺,1959年赴济南说书,是年底,加入本溪曲艺团。而在此前四年,单田芳已从沈阳迁至鞍山,加入鞍山曲艺团。这两位同样出身曲艺世家的年轻说书人表面看来都很像是重走父辈的老路——从关内流动到关外,或从东北的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自清末起,评书艺人开始从北京向北方各地流动,“主要流动方向是天津、唐山、张家口、哈尔滨、长春等城市以及东北的鞍山、鹤岗、本溪等工矿区”。生于天津的单田芳从记事起就随父母在东北各城市间来回迁移,他在自传中对此解释道:

刘兰芳《岳飞传》。

卖艺糊口,遇同行盘道论门风,也从醒木开始。用“醒木一块为业,说书以作生涯,走遍江湖会名家,而今请问阁下”来提问,艺人应回答:“此木周祖留,文武分龙虎,我辈上场用,其名曰醒木”。

过去有句话,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因为说书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城市或者一个茶社,一是书会的不那么多,有的一辈子就会说一部书;有的会说到三部书,在一个地方说完了你还说什么?所以必须流动到其他的地方去说书,重打鼓另开张;还有一点,无论是说书还是唱戏都讲究留个响腕儿,也就是说将来还有回来的可能,听众还惦记你,你还有饭吃,如果走了水穴(没有观众)将来就不可能再回来了;还有一点,在演员说头一部书的时候竭尽所能把压箱底的功夫都抖落出来了,时间长了难免重复,就不那么吸引人了,自己接不住自己难免得水,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是流动的主要原因。

与刘兰芳并称“北方评书四大家”的还有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袁阔成以播讲《三国演义》、《烈火金钢》、《封神演义》等长篇评书征服了全国听众。单田芳播讲的《童林传》、《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长篇评书同样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首开中国电视评书之先河,并在全国引起轰动。此后,他陆续推出的《小八义》、《水浒传》、《施公案》等多部作品在全国近百家电视台播出。

这里我们顺带着讲一下“盘道”与“反盘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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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道——左手拿起扇子,说:“扇子一把抢枪刺棒,周庄王指点于侠。三臣五亮共一家,万朵桃花一树坐下。”然后把扇子放下,再拿起手绢,往左边一放,接着说:“何必左携右搭,孔夫子周游列国,子路沿门教化。柳敬亭舌战群儒,苏季子说合天下。周姬佗传流于世,古今学演教化。”拍醒目开书。

单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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