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必赢app官方下载】首都城人头攒动:一9二三年紫禁城博物院创设前后

by admin on 2019年6月6日

吴祖光之父吴瀛是故宫博物院最早的创建者之一,曾任北洋政府内务部主管故宫的官员。家人在整理新凤霞和吴祖光遗物时,发现了吴瀛写于1948年10月到1949年7月时的手稿,其中详尽实录了故宫当年创办博物院的起因和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本文节录部分,以飨读者。
   故宫博物院建院典礼,北京城万人空巷
开幕典礼那天,北京全城人士,真说得上万人空巷!熙熙攘攘的人们,都要在这天,一窥故宫数千年神秘的蕴藏。
1925年10月6日,易寅村(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来了,他告诉我:“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要开幕,仅四天,要筹备着能够陈列出来给人看。请一同去参加帮忙。”
“这真是一个难题!”我想,“但是我知道,一定要这样做。”
“好!我去。”当时我就同他到了故宫。

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 

在此以前六七个月,为溥仪出宫,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清室近支人员和民国共同组织,划分清室和民国公产与私产,属于民国者即后来的故宫博物院。这件事,开会通过,明令执行由摄政内阁。清帝出宫后,即贴上国务院封条,以昭慎重。摄阁是膺白所主持,但奔走此事和组织善后委员会,和人选,系李石曾先生的努力。最初有人想到范老是双方所信服,拟请范老主持,范老不允,我看见范老复石曾先生信的,款称世仁兄,信说:人各有志,毋相强也。汪伯老[按指汪伯唐]在事先得风闻,曾来信劝膺白,但我不记得范老有信,后亦从不提此事。(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246页)严修和汪大燮都是故宫博物院董事,但是他们在李石曾组建清室善后委员会时都想与之保持距离。

宫内到了不少的人,都忙着出组,到各宫去提取可以陈列的物件。“哪里有可以提出陈列的物品呢?”不知道。照规则每一组需用五六人,人数相当多,尤其是军警,他们负责监视,于工作上是完全浪费,但是不可省的,而他们的人数不能太多,因为基本上有限制。那时尚未开箱点查藏品,箱上钥匙都没有交出,譬如我担任的是提取书画,大致揣想什么地方书画箱或者较多,临时审查真假与大小尺寸,已经不容易。并且一组五六个人,照章又不许散开,大家都以好奇之心要看一看。
封闭着的深宫光线十分的不佳,甚至开出一箱,费了好多事,却是如意馆的作品,或者都是骗皇上的下等货,不能展出。加上搬动挪移的时间,铜匠开锁的时间,浪费甚多,转瞬天就黑了,也不能燃烛。这样地困扰着工作,真是急得要命,苦不堪言。有时一个下午,等于白费。大家又都另有其他本职,不能全日来做这样的事。各组情形,大都一样,眼看到期要开不了门,大家出丑。
一到9日下午,急急要布置,不能再往下捡,于是集中成绩,一计数目,居然大致似乎
可以对付了,其中也有重件,我这一组,十分满意了。一问其他,也都还过得去。于是交给事务方面,赶着去布置,我们指点了大致的急就办法,回去休息,静候第二天双十节开幕的大戏了。
第二天开幕典礼,是定在下午2时,布置时间,除去昨日半天,只有今日上半天,我想无论何时何地大小规模的博物院,没有这样地急就的了。就是事务方面,真也是一个奇迹,居然如时开幕了。那一天,我的日记上大书着“此零仃孤苦、幸得大众赞助、未致漏产之故宫博物院,居然在万头攒动之中,脱颖而出”。
执政府会同清室善后委员会拟订了开幕典礼主席团名单,黄郛执政将亲自出席,公推德高望重的长者庄蕴宽担任主席,并请李煜瀛(石曾)专题发言,介绍故宫。
那天,北京全城人士,真说得上万人空巷!都要在这天,一窥此数千年神秘的蕴藏。熙熙攘攘的人们无不抱此同一目的地拥进故宫。我因为家有小事,去得稍迟一点,同了眷属以及友好几个人,车子被阻在途中不能行
动好多次。进宫之后,又被遮断在坤宁宫东夹道两小时,方才能够前进。所以到达会场,开幕典礼也过了,没有参与。只见人来人往,乱哄哄地一片一堆地到处磕撞着,热闹极了。
博物院草创成功,《益世报》发表文章
我是内务部主管故宫的官员,我在当时委员会以及理董事会中尚不能正式出现,都是以一个顾问的名义在帮忙。
当日开幕的情形,我摘抄一段第二天的《益世报》录在下面: 故宫博物院开幕记
(民国十四年十月十一日《益世报》)

  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也是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直至1952年调离,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服务了27年,其中19年担任院长之职。这19年中,又多值战争年代,烽烟遍地,故宫文物南迁、西运,以及新旧政权的交替等。马衡先生终生以保护故宫文物为职志,他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劳苦与功绩,永载青史。马衡又是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大师,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乃人生之“三不朽”。人生在世求之其一已属不易,而马衡先生在德行、功业、著书立说三个方面都有所“立”,都令我们永远感念。 
   
  一 
   
  故宫博物院的建立,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又一胜利,也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上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马衡先生积极参加了博物院的肇建工作,为捍卫和保存这个新生的博物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在他担任古物馆负责人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24年9月,爱国将领冯玉祥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为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临时执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李煜瀛为委员长,决定延揽学者专家,点查古物,筹办博物院,以为学术公开张本。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的马衡先生,被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为顾问,参加点查清宫物品工作。1924年12月23日上午,清室善后委员会顶着段祺瑞执政府要求停止点查的命令而执行乾清宫点查,这是该会第一次实施故宫文物清理。档案中保存的这一天的点查组名单中,马衡赫然在列,而后他几乎天天到会入组。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10日成立,业务部门分古物、图书两馆,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马衡与张继任副馆长。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设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第一任理事会设理事9人,李煜瀛为理事长,马衡与黄郛、卢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沈兼士、袁同礼等为理事。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干扰,加上时局动荡,经费困绌,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保存故宫博物院,包括马衡在内的院内外进步人士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努力。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南京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氏“为国务所羁,不能亲来”,便电派在北平的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肖瑜、吴瀛五人为代表,接管了故宫博物院。 
  国民政府接管后的故宫博物院,渴望各项工作走向正常发展,国府委员经亨颐却认为故宫文物为逆产,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而国民政府竟通过了经亨颐的这一荒唐提案。故宫博物院的同仁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震惊和气愤,决定分头筹划对策。北平方面,由代表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的马衡等五人于7月8日拟写了传单,将故宫博物院创建经过、建院的必要性及经亨颐提案之不当等情况陈述于国人面前,并于7月9日借招待北平及各地来平的军政要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邵力子、李济深、吴稚晖、张群等到院参观之机,将传单发给他们,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传单中说:“无论故宫文物为我国数千年历史所遗,万不能与逆产等量齐观。万一所议实行,则我国数千年文物,不散于军阀横恣之手,而丧于我国民政府光复故物之后,不幸使反动分子、清室余孽、当时横加非议者,今乃振振有辞;同人等声誉辛苦,固不足惜,我国民政府其何以自解于天下后世?拟请讯电主持,保全故宫博物院原案,不胜万幸!”在南京的张继呈文批驳经的谬论,易培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坚持建立故宫博物院的必要性,经过共同努力,经的提案被否决,决定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原决议案。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业务部门为古物、图书、文献三馆,易兼任古物馆馆长,马衡任副馆长。国民政府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组织条例》,理事会为院中事务最高监督机构,并任命了第一届37名包括党、政、军、文化、宗教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理事会理事,马衡名列其中。 
  由此可见,在马衡先生接任院长之前,就一直是博物院的中坚,在一些重大事件和院务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数年间,他具体负责的古物馆的工作,更是有声有色。古物馆虽先后俱是易培基任馆长,1927年11月江庸也任过馆长,但主要担子还是落在了马衡的身上。古物馆实际上是宫廷珍宝库,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惊人。马衡先生对古物馆内机构的设置、业务的划分等,都有周密的考虑。依文物性质,馆内又设立了书画(书画碑帖)、金石(铜器、玉器、石器等及各种文具)、陶瓷(瓷器、珐琅器、玻璃料器等)、织绣(织绣品及其材料)、雕嵌(雕刻或雕嵌之牙骨竹木漆等器)、杂品等六个部,主要业务为登录、编撰、流传、展览、典藏、装潢等方面。马衡还亲自拟写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对本馆九课分掌事务作了详细规定。古物馆同仁积极布置陈列展览及进行文物整理、传拓、刊印等工作,成绩显著,后又装箱南运文物,尽职尽责,马衡先生在其中不仅发挥了其熟悉古物的优势,而且展现了善于组织管理的卓越才能和细致、缜密、务实的工作作风。 
  
1.陈列展览。在各界人士捐资支持下,古物馆在内东路、内西路各宫次第成立各专门陈列室。1932年已达26处。其中主要有:钟粹宫前殿的“宋元明书画专门陈列”,后殿的“扇画、成扇专门陈列”;景阳宫前后殿的“宋元明瓷器专门陈列”;承乾宫的“清瓷专门陈列”;景仁宫前殿的“古铜器专门陈列”;斋宫前殿的“玉器专门陈列”;咸福宫的“乾隆珍赏物陈列”等等。此外,还保持、充实和改善建院初期在中路乾清门至坤宁门四周廊庑开辟的象牙、玛瑙、珐琅、景泰蓝、雕漆、如意、文具等工艺美术类文物的专题专项陈列。这些展览吸引了众多游客,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古物的继续清点和整理。这是故宫博物院当时的一项重要的业务工作。对于点查完竣的宫殿与文物,除有历史意义的宫殿保留原有格局外,凡与朝廷典制无关或不甚重要的配殿,均予整理装修,辟为文物陈列室。原贮放其间的文物,则进行集中,再分类整理。古物馆的工作量最大。例如提取乾清宫瓷铜玉器、慈宁宫牙骨器、斋宫等处书画、养心殿珐琅器、端凝殿古月轩瓷器等到古物馆,分类登记、整理,移送库房收贮。同时还开始了文物审查与鉴定工作。聘请专家学者担任专门委员,从事鉴定,主要鉴别文物名称与材质、考订文物时代、判别文物真伪。古物馆成立了铜器、瓷器、书画三个审查委员会,马衡亲自主持铜器审查。这是对院藏文物的第一次审查鉴定,也是文物保管工作进一步深入的开端。经过审查鉴定的文物,虽只有一小部分,贡献却很大,后来文物南迁,运走的主要是当时审定过的精品。为了保护文物,古物馆1931年设立了裱画室,对受损的书画进行修裱抢救,并制订了20条《书画装裱规则》;对损坏的存放文物的木座、木匣,也先后雇用工匠来院修理或修补。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为文物的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古物的传拓刊印。古物馆创立之初便设立了流传课,制定了一套较完备的传拓各种铜器的细则和钤拓古印的规则,对于物品的提送保管、材料纸墨的收发注销、拓工工作的监视以及出品拓片的印鉴登记等一切手续,都有严格的规定。凡是经过审定有价值的古器物文字,均付传拓,以资研究流传。从1929年到1932年,传拓达上百种,包括散氏盘、嘉量及宗周钟等。还把藏有秦汉铜印1000余方的“金薤留珍”钤成印谱出售,由马衡等四人负责钤盖工作。为了刊印书画铜瓷等古物,古物馆1928年初就创设照相室,改建玻璃室、暗室,为古器物摄影,出版了多种专辑图录。仅《故宫书画集》就出了47期。这些古器物的传拓刊印,不仅使宫廷珍宝更多地为世人所了解,同时对解决博物院的经费困难也不无小补。 
4.古物馆重要文物装箱南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鉴于时局不断恶化,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国民政府同意,将院藏文物中的精品南迁。图书、文献、古物三馆,装箱难度大不相同,最难的是古物馆。装得不好,文物就容易破碎,例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极大如缸;又如铜器,看起来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在马衡先生领导下,古物馆的同仁积极想办法,虚心学习求教,终于一一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包装质量,并按时完成了任务。集中装箱的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数量也最多,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共计2631箱,63735件,其中仅瓷器就达1746箱,27870件。对石鼓的装运,更是渗透了马衡先生的心血。石鼓是人人都知道的国宝,原存于国子监,由故宫博物院代运。10个石鼓,每个重约1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已分离,稍有不慎,石皮就会落下来。马衡先生负责石鼓的迁运,并认真研究装运的办法。他在《跋北宋石鼓文》中记了这件事:“余鉴于此种情状,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纵使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都没有新的伤损。文物南迁分五批进行,第二批迁运由马衡先生押运。 
   
 

《语丝》创刊号上三篇文章都以简单的反帝制、支持共和的“大义”来欢呼逊帝被逐,最长的就是钱玄同《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一文。该文作于11月6日(11月5日之前曾听闻消息?),作者还为废除帝号的溥仪设计好了名片,正反面均在文中刊出,最引人注目。钱玄同在文中甚至交代,此事因冯玉祥、黄郛、鹿钟麟和张璧“依了李石曾先生等明白人的建议”,才得以做成[《语丝》,第1期,第5版。顾颉刚1924年11月6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条记载:“清室宣统帝于昨日被迫出宫,去帝号,此事系石曾先生向政府建议者。所遗下之物件拟组织委员会清理保存之。此事手段太辣,予心甚不忍。”见《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1卷,550页。李宗侗也强调驱逐溥仪出宫“系李石曾先生及一部分学术界人所主张者”。见《李宗侗自传》,中华书局,2010年,147页。但是冯玉祥在张勋复辟时就“曾令炮轰紫禁城,因段祺瑞力阻,未能如愿”。他接着通电呼吁取消清室优待条件。鹿钟麟回忆溥仪出宫的文章第二部分小标题即为“冯玉祥决定废除‘小朝廷’”。见《驱逐溥仪出宫始末》,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00页。这次事件的政治后果是当时参与者未能考虑的]。有人反对修改优待条件,《语丝》即予以痛斥,不管是遗老、外国传教士还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维护“王道根基”的佐木亮三郎等三位教授。

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 

二、鲁迅的忧虑和“公共的东西”

1925年春印行的英语公告后附参观线路图

冯玉祥在1924年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黄郛临时摄政内阁一周后成立(严格地说,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黄郛内阁应该从这一天开始成立),黄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说明曹锟还是合法总统)职。冯玉祥事前未与各实力派协商就拼凑起这个国民党色彩浓重的内阁,遭到各方抵制,两位奉系阁员拒不就任。奉军甚至进驻天津,将参与政变的第二十三师解除武装,师长王成斌避难租界。11月24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将黄郛内阁取代,得到各方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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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在历史上以乾清门为界分内廷与外廷。中华民国成立后,已逊位的清室将主要用于大典的外廷“交”袁世凯政府使用。据李宗侗回忆,当时位于外廷北端的保和殿后修有一条围墙,围墙以北即为溥仪宫禁,但是文华殿以北的文渊阁和内阁大堂、实录库等仍由清室管理。1914年10月11日,归民国内政部管理的古物陈列所在外廷范围内开放,展出盛京故宫和热河行宫的部分藏品(两地运京文物23万余件,大都存放在利用美国“退还”庚款20万元兴建的宝蕴楼),中轴线上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以及太和门东西两边的文华殿和武英殿均存放了来自两地的文物,参观者由东华门和西华门进出(一度午门也用作该所的大门)。鲁迅在当月24日日记上记载:“游武英殿古物陈列所,殆如骨董店耳。”(《鲁迅全集》,第1卷,360页至361页)鲁迅对文物展出的方式大为不满,用“殆如骨董店”几个字来形容一种散漫无序的惰性。尽管古物陈列所不具备欧美博物馆的专业水准,但是称它为初具规模的博物馆或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并不为过。因此现今的故宫博物院的生日可以提前到1914年,当时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大总统袁世凯也是有功的。内廷的故宫博物院诞生于1925年双十节,与比它年长十一岁的古物陈列所和平共处二十余年,要就藏品的规模、等级而言,前者当然在后者之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就有意将两者合并,但是合二为一的工作非常繁复,一直到1949年春才告竣。这两个文化机构当初在风度上是有所差别的。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手下的将军京畿警备司令部司令鹿钟麟、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和国民党元老之一李石曾三人带部分军警强行入宫,宣布单方面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所有宫内人员必须即日离开。在此过程中清室受到武力威胁,没有任何说话的余地,溥仪被扫地出门。今年早些时候英国威廉王子访问故宫,他应该知道一些民国政府接管时的细节。此事在当时引起很多争议,如胡适在11月5日致王正廷的信中表达了摄政内阁欺侮弱小、不尊重法律的意思。14日,摄政内阁公布《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聘李石曾为委员长,委员会由政府方9人(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圭、陈垣、沈兼士、葛文濬)和清室方5人(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组成,当时未征询清室代表意见。李石曾于20日就职。清室善后委员会整整一个月以后才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决定23日开始清点清宫物件,清室诸位代表缴还聘函。段祺瑞执政府致函内务部,要求停止点查。李石曾不允,宣布按期开始点查(后因警察未到推迟一日进行)。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室代表缺席、合法政府反对的情况下启动了接收故宫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杨天宏先生做了迄今为止最透彻的分析(详见《“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37页至57页)。但是从结果来看,接收故宫确确实实是一项伟大事业的开端。

发生在两篇文章之间最重要的事件即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系列活动。社会上有一些不利于冯玉祥及其部下的“谣传”,以吴瀛的话来讲是清室旧臣的“诬蔑栽赃”,鲁迅自有他的判断。1925年1月21日、22日,故宫还发生一件怪事:清室出宫时未带御寒用品,于是两方商定,耆龄带随员到宫内酌量取出一些私人用品。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一个小组(庄蕴宽为组长,吴稚晖、吴瀛等人为组员),制订了严格程序,有专人负责登录、写票、贴票、事务记载、拍照,易培基是监视部负责人。警察厅、内务部派代表参加。耆龄等人回宫取物是有固定地点的(养心殿后面的燕喜堂廊上),照理不难管理。吴瀛第一天不在场,据说清室方面人员“乘势抢取许多乾隆瓷器以及仇十洲画等类,委员没有许可”。既然如此,第二天应该采取防范措施。上午吴瀛在场,秩序混乱,据说清室人员哄抢貂皮天马等珍贵皮货,在军警干涉下“方才一哄而散,满载而归”。按理此项工作要到下午才结束,可是吴瀛却写道:“下午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吴瀛:《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49页。)但是吴稚晖在这个月下旬《民国日报》上连载的文章《溥仪先生》说明,那两天他充任物品点查员,“亲手递过,一一唱交”。究竟谁在哄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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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说一说故宫博物院一直得到各种捐助,其中不少来自国外。1930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5000美元维修慈宁宫花园,但是该会董事长约翰·D.洛克菲勒二世在收到院长易培基感谢信后回信道:“鄙人前游历贵国,目见各处庙宇规模伟丽,年久失修,不禁酸鼻。鄙见以为如贵国人民倘不知爱护伟大之建筑,等与外国人民做注重,深恐贵国建筑精华不久完全朽坏,不胜可惜。”(转引自郑欣淼:《钢和泰与故宫博物院》,载《中国文化》第41期,239页)最后这一句话无非是说,不要再伸手要钱了,下不为例。如果中国人身上都露出“藉此据为己有”和“藉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怎么可能养成热心公益、捐助博物馆的习惯呢?不肯自己承担起维护古建筑的责任,一心指望外国人出资,自然让人小看。好在这样的时候一去不复返了,今日的故宫博物院就是最好的见证,“公共的东西”得到了真正是无微不至的爱护。

故宫博物院的故事是一个讲述“公共心”发育成长的故事,中国人民在管理公共事业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让人欣慰,让人骄傲。感谢差不多百年来所有为了维护故宫、服务社会尽了一份心力的人们。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接收工作尚未告竣,不断有人要求访问,其中不少应该是外国人士。公告说明,从1925年4月12日开始,故宫对外开放,参观时间是星期六、星期天下午1点到6点,下午3点游客停止入内。入场券可在登记处购得,门票一元一张,儿童也凭票入场。长官的侍从、卫兵,老爷的跟班、仆人,都必须购票。二十人以上团体需预先向委员会申请,以半价票入内。当时的参观路线是从神武门之内的顺贞门进出。还有一些有趣的注意事项,也是从中文翻译的:不许携带手杖和照相机;不许走出游览线之外参观;不许碰触或移动任何宫内之物;不许拆毁围栏和铁丝网;不许抽烟、吐痰;不许撕下门窗上的格栅和糊纸;不许攀折树枝和花朵。(前几年的首都机场里还有“做一个文明的北京人”的英译。)当时还有一条现在看来难以理解的规定:入口处查验门票,参观完毕门票收回。门票当日有效。

鲁迅说的“公共的东西”其实就是拉丁文“共和国”(respublica,由res[东西]和publica
[公共的]两词组成)的本意。“公共的东西”容易“糟完”、“偷完”,民国作为“共和国”的命运不难猜想。当时在中国兴办公共事业,有难以想象的困难,主要因缺少对公家财产的爱护与尊重。陈独秀痛惜国人缺少“公共心”,这是五四时期常见的论调。章士钊在《国家与责任》一文指出一个现象:“语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国而以钩为喻,货之之意尤显。汉高帝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黄梨洲谓为逐利之情,溢之于辞。大抵以国家为逐利之资,实吾国数千年来治乱兴亡之恒轨,无可讳也。以是人之为国宣劳,谓之与人家国事。为国尽瘁,谓之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岳飞所谓精忠报国,义实同于为君复仇。”(《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3卷,104页)鲁迅告诉日本同学,中国最大的生意经就是“造反”,同样道出“货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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