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新刘健胡玉娟等:二〇一二年度中国世界南梁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综合

by admin on 2019年6月8日

徐建新、郭子林、邢颖、孙泓、王超华、宁凡

作者:徐建新、刘健、郭子林、邢颖、孙泓、张炜、王超华、吕厚量

[首发] 徐建新、刘健、胡玉娟、郭子林、邢颖、孙泓、宁凡、王超华

2011年我国世界史学科成为一级学科,这是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件令人瞩目的大事。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新学科目录;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印发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文件,文件中规定了历史学学科门类下设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据此,我国的世界史学科由原来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
2011年3月,全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座谈会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这是学科目录调整后首次举行的全国世界史学科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46所高校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与会学者以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为主题,围绕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队伍、课程设置、国内世界史研究的分工布局、各高校世界史学科的现状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关于世界史学科的重要性和世界史学科升为一级学科的意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研究员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体现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创新能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世界史研究,一方面具有基础性和学术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汲取不同民族的智慧、探究各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参照和借鉴。世界史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教授指出,世界史作为基础学科,可以服务于国家的对策研究。目前国内的对策研究往往较为肤浅,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世界史学科的介入。国家正准备以不同国家和地区为对象,设立一批对策研究基地,在这些基地和智库的建设中,世界史学科队伍是基础的研究团队,这是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机遇,应该很好地把握。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侯建新教授指出,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适应了“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总方针,对我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世界史一级学科的确立,使历史学的学科结构更加合理,有助于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更好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大业服务。
与会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专家在座谈会上还针对学科建设提出了许多中肯且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国世界中世纪史权威学者、北京大学马克垚教授指出,世界史学科的水平,从纵向看有很大的进步,但横向比,还有很多不足。世界史学科建设,既要有远大目标,也要脚踏实地,逐步推进,以求精为目标,有重点进行建设,解决好人才培养、语言等问题,切实推动水平的提高。世界史研究对象非常广泛,但目前发展很不平衡,阿拉伯国家、中东、中亚、印度、拉丁美洲,还有中国的周边国家,都需要更多的研究。世界史学科建设,既要解决研究领域的不平衡,也要解决这一学科在各高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扩大队伍,在提升数量的基础上提高质量。武汉大学向荣教授指出,世界史专业的课程,首先要重视学习方法的传授,要留给学生自我学习和提高的空间,培养创新能力。其次要注重语言学习,强化语言能力的培养。第三,要注意中国史的学术训练。另外,也要借鉴国外课程体系,建立自身的培养模式。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刘北成教授指出,世界史学科目前存在的不足,一是研究队伍规模小,需要充实和建设。二是研究水平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要在追踪国外前沿的同时,进行创新性研究。三是世界史研究有语言问题,有材料问题,更需要学者的潜心投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科的整体进步。[1]
2011年度,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继续稳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的各类学术成果达700多篇部,涉及到了古代西亚史、古埃及史、古希腊和罗马史、亚洲古代史、欧洲和亚洲中世纪史等研究领域,其中不少成果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现分述如下。
一、古代西亚、古代埃及、早期国家
本年度,国内学界关于古代两河流域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较多,涉及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律、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吴宇虹等人继续从解读泥板文书入手,研究两河流域的历史。刘昌玉、吴宇虹根据出土于温马地区的20块判案泥板文书,探讨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温马地区的民法案例以及涉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他们指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法庭判案文件,苏美尔语称为“di-til-la”,意为“最终裁决”。吉尔苏出土文献最多,在温马也出土了少数泥板,基本上属于财产争诉案件。与吉尔苏的相比,温马的法庭判案文件有自己的特点。[2]李学彦、吴宇虹还根据两份分家泥板文书探讨了奴隶劳动在两何流域家庭农业中的重要作用。[3]于殿利从古巴比伦法律的内容出发,全面探索了巴比伦法体现的人本精神。[4]他还对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的商业化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其特征,指出,虽然王室和神庙控制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
但私人经济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领域,
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纳第图女祭司、商人塔木卡乃至政府官员均投入土地买卖活动中,
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土地耕种,
其目的是通过土地买卖赚取商业利润。土地的开发利用实行各种形式的租赁制和合伙制,
甚至出现了专门负责管理土地的职业管理人。而土地的耕种则采用雇佣劳动,
雇主与雇工之间签订具有明确责权利条款的雇佣合同,
工资的支付既可采用货币支付也可采用实物支付,
但需征得雇工的同意。从土地的买卖、经营、耕种、农业资本的形成等方面看,
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具有超乎想象的商业化特征。[5]刘健考察了乌尔第三王朝的专制国家的特点,指出,乌尔第三王朝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它继承和加强了阿卡德时期萨尔贡及纳拉姆辛王执行的一系列专制统治的政策措施,并进行改进和完善。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通过深化君权神授观念,确立王权神化观念,建立中央控制的管理和官僚体系以及社会等级体系,强化国家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力。到乌尔第三王朝末期,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已经基本形成。[6]李海峰指出,古巴比伦时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借贷利率,《汉穆腊比法典》中规定的利率只是众多利率中并不常见的一种利率。存在着的多种多样的非单一的借贷利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古代社会还无法实行像现代社会一样全国统一的借贷利率。多年以来《汉穆腊比法典》一直是我们研究古巴比伦时期法律、经济制度等问题的重要史料,但仅仅依据《法典》的有关条款来研究上述问题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借助大量当事人留下来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来进行研究。[7]冯定雄考察了波斯帝国时期波斯文化对犹太文化的影响。[8]
本年度古代埃及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不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了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学术发展。李晓东专注于文献的译读和研究,认为古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对外战事颇多,其详情几乎全赖当时铭文推知,《阿蒙尼姆哈伯铭文》为其中之一。对于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在位年代,该文献亦给出精确时间,对于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年代学研究亦为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献。[9]郭丹彤对公元前1600年至前1100年东地中海世界的战争进行了历史学的考察,指出,公元前1600—前1100年的古代东地中海世界战争,因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是神的意志,而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虽然这一时期的战争大都打着弹压叛乱的旗号,但是其本质却是为争夺势力范围的非正义的争霸战争。在频繁且规模宏大的战争中,一些规范各参战国军事行为的战争准则业已形成,从而为通过战争重新构建世界秩序提供了先决条件。纵观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战争发展,它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争夺生存空间、掠夺财富为目的的原始部落战争,以“服从”为目的战争和以“兼并”为目的的战争。公元前1600—前11
00年的战争已经发展到以服从为目的的第二阶段。[10]赵克仁考察了埃及巨石文化的渊源,认为巨石文化是埃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古埃及人智慧的结晶。巨石文化的内涵在于体现王权、表现神力,
其中蕴涵着古埃及人延续生命、追求永恒的思想;同时巨石建筑包涵民族审美底蕴,
具有凝聚人心的巨大社会价值。巨石文化的成因在于它具有多石的地理条件、富裕的农耕经济,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埃及人的原始思维和宗教思想。巨石文化积淀着古埃及的政治、经济、宗教、美学和社会等诸多学科内涵,
是古埃及留给后人的世界文化遗产。巨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11]袁指挥对古埃及埃勒凡塔社区进行考察,认为埃勒凡塔犹太社区的出现,与古埃及第26王朝的雇佣兵制度密不可分。在接受波斯人统治的前提下,犹太社区实行有限自治,依靠统治者配发的薪饷生活,信仰上帝雅胡,也信奉其他埃及神祇,在婚姻上享有很大的自由,使用阿拉米亚语文。犹太人内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有频繁的经济往来。埃勒凡塔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没有得到耶路撒冷宗教当局的承认。犹太社区成员在埃及人反抗波斯人统治的斗争中,充当波斯人的雇佣兵,因而为埃及人所不容,并在与埃及人的冲突中走向终结。[12]郭子林考察了王室墓葬的演变过程及其动因,指出古埃及王室墓葬形成于前王朝涅迦达文化II时期,最初是简单的墓穴形式,内有少量陪葬品。早王朝开始注重坟墓的地上建筑,出现了马斯塔巴墓。古王国的金字塔建筑把古埃及王室坟墓的地上建筑发展到了极点。新王国时期采取了技术难度较高、规模庞大的隐蔽岩窟墓。三个中间期和后期埃及王室墓葬呈衰落态势。古埃及王室墓葬的演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一个主要动因是王权的演变。[13]郭子林还探讨了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地区的农业开发,指出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23—前30年)主要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和增强军事实力等,在埃及当时比较适于农业开发的法尤姆地区,进行系统的农业开发,并将土地开垦和军事殖民结合起来。该项工程不仅缓解了尼罗河谷的人口压力,还促进了经济发展,使托勒密王朝一度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强国,甚至使埃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地中海世界粮仓的优势。他还从象形文字的角度考察了古埃及人的王权观念。[14]徐海晴研究了托勒密时期埃及妇女的家庭地位,认为在希腊文明与埃及文明相互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
希腊移民与埃及土著居民的生活深受时代巨变的影响,
妇女的婚姻家庭状况也发生了诸多改变。[15]
我国学者还继续关注了古代世界早期国家问题。易建平对“将文明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的观点表示质疑,他对“文明”和“国家”这两个概念的词源进行考察,认为文明的本义就是国家,虽然“文明”和“国家”这两个词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他认为研究文明起源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从而可以打破学科界限,使用不同的文化材料,集中探讨人类早期社会结构的演化,而不必为自己事先限定一个框框。[16]
二、古代希腊罗马史
古典学是西方的“国学”,是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石和源头。2011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在京成立。中心主任古希腊史专家黄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等学者和希腊驻华大使塞德罗斯·耶奥卡凯罗斯在成立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指出,中国要想从文化上有更高的影响力,就需要对世界文化的来源作深入透彻的研究。刘家和教授在发言中将西方古典学比喻成西方文化的基因,指出“我们研究古典学,就是要从深层次了解西方文化的基因。”中心将建设西方古典学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这对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发展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有关古希腊罗马学术史研究,本年度中国学者发表了多篇论文。晏绍祥总结了18世纪欧洲学术界对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的古史研究继承了文艺复兴的遗产,在文献搜集整理、史实考订、考古学和碑铭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多卷本、大部头的古代史、希腊史和罗马史著作。以史学的专业眼光来看,这些著述无法与后来成熟的史学论著相媲美,但它们为之后19世纪的讨论设定了问题框架,提出了众多值得重视的看法,甚至对当时实际的政治生活和思想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17]冯定雄介绍了欧美学者对罗马道路史的研究,并将该领域的研究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近代到20世纪之前、20世纪前半期和20世纪后半期,各阶段较前一阶段研究更为全面和成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罗马道路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是区域性和综合性研究,许多著作开始涉及与道路相关的社会生活,在该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仍然很大。[18]此外冯定雄还阐述了蒙森在罗马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并介绍了蒙森的《罗马皇帝史》讲稿,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罗马史》第四卷留下的空白,而且揭示了蒙森没有完成《罗马史》第四卷的真实原因。[19]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家之一,学者对他做了大量研究。何元国在梳理了这些研究的历史脉络之后发现,在20世纪之前,古典史学家们常常用“科学”、“客观”、“超然”来形容修昔底德的治史态度。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过去所总结的修昔底德的治史态度逐渐遭到学者们的质疑。在整个学术大背景的变化之下,学者们对修昔底德的评价也渐趋理性,并揭示出其史家形象的更丰富的内涵。在这些波折的背后,是西方学术思潮转向大背景下学术研究取向的递嬗。[20]
对史料以及古代史家的基础性研究仍是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刘军从原始文献及其校勘版本中整理翻译出反映古斯巴达社会组织形式“奥巴”的19篇铭文,并添加了注释,为研究奥巴的时代属性、认识希腊化时代晚期及罗马统治时期奥巴在斯巴达的历史情状提供了重要资料。[21]宋立宏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土的巴尔·科赫巴书信进行了分析,指出犹太传统对巴尔·科赫巴的历史记忆具有高度选择性,书信本身就处于犹太集体的记忆视域之下,其意义是源于当下的。[22]吕厚亮研究了公元4—5世纪罗马帝国的六位多神教知识精英的作品,发现他们在表达各自历史观念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高度相似的叙述模式,即“再造罗马”。这种模式继承了帝国早期的意识形态传统,并在基督教势力相对忽视世俗历史的背景下得以生存。他们的叙述为后世留下了重要遗产,反映了古典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并与同时代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互动,对中世纪基督教政治理论和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23]刘衍钢介绍了晚期罗马帝国史家马塞里努斯的独特的撰史手法,并分析了其史学特点背后的独特的家庭文化背景及人生经历。[24]
在古希腊罗马史的专题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宗教神话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黄洋研究了希腊的宗教崇拜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他在文中指出,宗教崇拜在城邦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型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邦内部不同社会组织层面的宗教崇拜组成了城邦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而宗教崇拜也以城邦为基础,城邦对所有宗教崇拜进行细致的管理,并通过宗教崇拜表达其意识形态。因而希腊宗教的实质是城邦宗教。[25]裔昭印则从神话和仪式两个方面,探讨了古希腊宗教的重要政治影响及其原因。一方面为满足政治需要,神话在城邦发展的过程中被人们不断地改造和重塑,在增强民族和城邦社会的凝聚力、进行政治宣传和维护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制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祭祀仪式作为古希腊人广泛参与的宗教实践活动,参与了公民身份的建构过程,强化着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传承了城邦与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古希腊人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由城邦的公民和祭祀团体的特征以及当时人们的思维传统所决定的。[26]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的罗马起源传说是研究罗马建城史的重要资料。这些传说隐含着人们对史前社会演进的历史记忆。胡玉娟对这些传说的生成和演变加以研究,发现在这些传说中,本地的和在希腊人中流传的罗马起源传说各不相同,平行发展。很可能由于罗马从奉埃涅阿斯为祖先的拉维尼乌姆城引进双子邦神崇拜为契机,衍生出埃涅阿斯的后代罗穆路斯和雷穆斯兄弟创建罗马的传说,从而使两种罗马起源传说系统实现了整合。[27]希腊的宗教是多神教,在诸多神祇中,阿波罗被认为是“最具希腊性的神”。然而李永斌、郭小凌撰文指出,从崇拜的起源来看,阿波罗最初并不是一个希腊本土的神,而是一个多种文化元素融合后塑造成的希腊本族神。阿波罗崇拜形成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正是希腊文明吸收周边文明的具体体现。[28]奥林匹亚赛会是古希腊最重要的赛会节庆之一,对它的研究在近几年国内的世界古代史学界时有看到,今年主要有两篇相关的成果问世。王大庆从奥林匹亚赛会的角度来认识古希腊人的平等观念。他发现一方面“平等”观念是古希腊人创办奥林匹亚赛会的基本理念之一,但另一方面在奥林匹亚赛会的举办过程中又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不平等”的一面。为了解释这一矛盾,作者以奥林匹亚赛会为主要参照系,结合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两种“平等”的思想,分析研究了希腊“平等”观念的内部结构。[29]邢颖则研究了奥林匹亚赛会与古希腊的民族认同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奥林匹亚赛会的特征并非是国际性的,而是只属于希腊人的赛会。赛会的泛希腊性决定了其与古希腊人的民族认同意识息息相关。奥林匹亚赛会的举办加强了希腊人逐步发展的民族认同意识,成为希腊人展示自己民族身份的最佳场所。而希腊人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发生改变的蛮族观也体现于这一赛会之中。[30]
政治制度史一直是中国学界的研究重点所在。然而本年度希腊罗马史研究领域,纯粹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数量并不多。古代政治家的演说词作为新型史料,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古希腊雅典政治史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学界也已积极地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之中。李尚君通过研究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阐释了演说家将“演说”和“行动”相对应的修辞策略。演说家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的同时,也对他们在公民大会场合的政治商议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塑造和强化了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31]陈可风介绍了罗马公元前5世纪中期发展出的《十二表法》。指出其不仅是罗马法治社会的开端,而且还奠定了罗马共和宪政的基石。[32]阿凯亚城邦联盟是希腊化时期希腊本土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权之一,其政治体制作为古希腊城邦联盟制的代表,值得关注。“辛诺多斯”和“辛克莱托斯”是阿凯亚城邦联盟的公民集会,是阿凯亚城邦联盟政治体系运作的核心。符莹岩从波利比乌斯《历史》的一段文本出发,讨论了“辛诺多斯”和“辛克莱托斯”的组成问题。[33]
在本年度的罗马史研究中,罗马与行省的关系以及行省的罗马化问题仍然受到重视。高卢是罗马的重要行省。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4世纪期间,高卢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成为罗马行省城市化的“西部巨人”,在罗马帝国城市化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宫秀华、尚德君从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关注、高卢地方贵族的配合、罗马化城市的建立等方面探讨罗马—高卢城市迅猛发展的原因,有助于加深对罗马帝国时期城市化运动的认识与理解。[34]陈剑对高卢地区罗马化过程进行了概要性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凯尔特文明的嬗变及其与罗马文明的融合历程。[35]沈坚则通过研究利古里亚人与罗马的交往来阐述利古里亚人的罗马化过程。利古里亚人是一个世居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山地区至地中海岸之间的古代族群,素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语言和风习。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起,罗马开始通过持续的武力征服,逐渐将北意大利和高卢东南部一带的利古里亚人纳入自己的版图。在其后罗马优势文化的浸渍和影响下,利古里亚人如同其他部分蛮族那样,不得不走上了一条最终否弃自身的罗马化之途。[36]
丝绸是古罗马与古代中国之间重要的贸易品,古代罗马人对中国的丝织品钟爱有加。杨共乐叙述了古代罗马作家对于丝的来源的认识,反映了罗马作家对丝从无知到熟悉的认识过程。[37]此外,中国丝绸西销导致罗马帝国经济衰落说是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杨共乐则对这一观点产生怀疑。通过梳理这一观点的源流、脉络,分析这一观点所依赖的基础,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进入罗马的中国丝绸不但数量少,而且对帝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根本无法撼动罗马帝国的根基。[38]
在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除了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外,共同推动历史发展的还有许多其他古代民族。然而过去国内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了对这些民族的研究,在本年度的研究中,这一缺憾开始得到弥补。刘雪飞对斯基泰人进行了研究,接连发表了两篇成果。记载斯基泰人的最重要史料是希罗多德《历史》。王雪飞梳理了这些史料,同时参考其他现代研究成果,就斯基泰各部的族称、生产方式和活动地域做了初步考察。[39]同时,对希罗多德相关记载的解读方式不同,现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在研究斯基泰文化起源时,提出了“亚洲起源论”、“本土起源论”和“第三种理论”,这引起了作者关于斯基泰文化起源的思考。[40]
除了一些集中讨论的问题以外,本年度在一些具体的历史细节方面也有不少成果发表。机械武器是古典欧洲最具特色的军事装备之一。在罗马帝国时代,古典机械武器发展到复杂成熟阶段。刘衍钢梳理了公元4世纪史家马塞里努斯关于罗马帝国时代机械武器的记述,分类考察,描述了晚期罗马帝国的机械装备状况。[41]希波战争中的温泉关战役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为守卫温泉关而牺牲的三百名斯巴达勇士一直是人们赞扬崇敬的对象。然而祝宏俊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了这场战役,指出列奥尼达斯和他的三百名战士只是混乱的希腊世界、短视保守的斯巴达外交和激烈尖锐的斯巴达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温泉关战役只是战争史上无数全军覆没的战例之一,列奥尼达斯及其300勇士的伟大形象主要是政治宣传和人为编撰的结果。[42]石庆波介绍了学术界有关希腊城邦国家资格的激烈争论。认为这场争论实际上折射了古典史学界以及人类学界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某些分歧。[43]胡玉娟在翻译法国历史学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一书的过程中,对涉及到的一些细节问题做出了具体的研究。作者首先就《古代城邦》一书的翻译问题进行了讨论;其次介绍了著者姓氏的来历,考察原书版本沿革及修订情况;最后对书名中两个关键词cité和culte的含义与译法进行了分析与评价。[44]
我国希腊罗马史研究者们还积极地引介翻译国外的经典论著。本年度出版的重要译著包括: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威廉·威斯特曼的《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简·爱伦·哈里森的《古代的艺术与仪式》;菲利普·内莫的《民主与城邦的衰落:古希腊政治思想史讲稿》和《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阿尔弗雷德·E·齐默恩的《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45]
三、欧洲中世纪史
本年度,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收获颇丰。就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从事中世纪史研究的学者共计发表250多篇部作品。这些研究成果遍及史学理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1、理论反思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世纪文明研究反复进行反思,在理论性探索上取得新成果。侯建新认为,西欧文明次生的、混合的文明,源于古代日耳曼传统、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不同质的文化。其中,日耳曼的马尔克村社制度是欧洲文明的胚胎;古典文明,尤其是罗马法促使中世纪个人权利概念逐渐形成并进入公法领域,成为法治社会的广泛基础;基督教的政治哲学及政治斗争结束了神圣王权时代,有助于建构起上层政治框架。西欧文明开始于公元5世纪,在11—15世纪,三要素融为一炉,逐渐生成西欧文明的雏形,16世纪后衍生为资本主义文明。[46]张巨斌对中世纪西欧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的考察[47],赵文君对日耳曼人财产观的研究[48],陈太宝关于中世纪西欧法律观念下的王权的讨论[49]都是对上述观点的回应。对于中世纪欧洲文明史崭新的、有别于古典文明的观点,侯树栋也表示赞同。他在详细梳理了欧美学界关于中世纪早期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关系问题研究的新动向之后指出,应当从中世纪历史发展的趋势中认识罗马文明与中世纪早期文明之间的关系。罗马因素在中世纪早期继续存在,并对中世纪早期文明有着重要影响。但包括罗马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组成的中世纪文明是新文明,它根本上有别于古典文明或罗马文明。从前者到后者,正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在这一过程中,罗马因素是作为一笔巨大的文明遗产影响中世纪的历史进程的,但中世纪文明决非是罗马文明的翻版。[50]对于中世纪文明的重要性,夏继果在追溯“中世纪黑暗说”的形成和动摇历程后指出,西方学界早已经摈弃这一学说,并对12世纪的重要性进行重新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12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开端”。[51]对于文明的传承,陈志强认为,由于生活环境的稳定性,拜占廷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语言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遗产等几乎所有传统,最大限度凸显了历史的延续性。[52]
长期以来,“启蒙”一直是思想文化史领域的重大课题,孟广林从历史比较的宏阔视野,对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时期之思想启蒙作系统梳理和深入探究。他认为,西方的启蒙,是一种“内源”式的、接续式的“早熟”的启蒙,其勃兴与涌流的动力源泉主要来自其自身社会的新旧转型。新的经济形态与政治势力的崛起激起新的文化群体崛起与新的思想观念的滋长,进而完成对原有文化传统的批判与更新。由此,西方酝酿起近代早期启蒙即文艺复兴运动,并层层推进演绎出18世纪的近代启蒙。[53]
对于当前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学界同仁根据教学和研究经历提出自己的看法。黄春高在回顾2005—2009年中世纪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史学界正处于一种学术转型。理论指导的缺失,资信大爆炸,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再也难以以自成体系或者说自说自话的状态发展下去。以原始文献为基础的材料史学并非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唯一出路。中国学者研究世界中世纪历史,除了原始材料,更要有自己的视角、方法与理论。[54]沈坚对中国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人才的缺失深表遗憾,他从人才培养、资料库建设、学术交流、成果译介、研究立项、成果发表、学术机构和学科中心等方面连续提出七个“应该加强”,来提醒学界加强中世纪法国史研究,这样,中国的欧洲中世纪研究也更为完整。[55]就具体的研究方向而言,程汉大认为宪政史研究应超越单纯证伪补偏的学术理路,立足于人类宪政史的整体高度,将历时态考察与共时态比较、宏观概括与微观探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对中世纪的宪政价值做出一个更加完整而准确的历史定位。[56]
2、政治、法制史
王权、国家及相关制度一直是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中世纪英国王权的性质和地位从宪政、契约、法理、财政等不同的角度出发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系统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邱胜利认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于王权是否受到来自法律的限制,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王权是有限的还是专制的,认清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世纪英国王权的性质和地位。[57]摄政制度是在国王不能理政时期代行国王权力的一种制度。英国摄政制度于1937年以法律形式确立,都铎中期是该制度的形成时期,边瑶将1547年摄政改革视为都铎后期政治制度变革起点,摄政制度成为有限王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58]董晓佳探讨了拜占庭帝国早期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59]对于中世纪国家“官吏”问题,西方史家的探讨多局限在制度、法律、政治等专题,而徐延昭以西欧社会转型为切入点对官吏阶层的产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世纪晚期西欧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人们在城市生活中建立起以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对构建公共权力的需要促使西欧各国开始通过议会走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官吏阶层的产生正是这一进程的产物。[60]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是转型时期政治史关注的重要内容,姜守明认为,16世纪宗教改革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作为都铎君主专制的实现途径,宗教改革不但促进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也体现着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由于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主导因素,任何形式的倒行逆施都是不得人心的,玛丽女王宗教政策的最终失败就是英国民族主义的胜利。[61]
赋税制度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中西对比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英国中古税制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国王或政府要征税必须首先与纳税人协商,征得纳税人同意,史称“协商制”和“授予制”。顾銮斋就中古税制的授予问题与英国著名史学家迈克尔·普莱斯特维奇进行了讨论。双方从“同意”问题入手,先后讨论了盾牌钱、动产税、协助金等赋税的征收中的授予问题,探讨了罗马法、基督教对英国税制的影响,并对大宪章的一些相关规定进行了剖析,追溯了个人同意和共同同意的起源。该访谈对于加深中国学术界了解英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现状,促进西方赋税史研究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62]滕淑娜考察了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和光荣革命以后的议会和赋税来源及使用等情况,这些分析对于理解英国政治近代化转型有着重要意义。[63]
法制史在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地位不言而喻,它一直是史学界和法学界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普通法的形成及在中世纪的发展历来受学界重视,陈敬刚从法学的角度系统论述中世纪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与发展,其中有些观点甚为新颖和独特。[64]孟广林和鞠长猛撰文对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叛逆罪立法进行了研究。研究这些叛逆法,将为认识英国宗教改革历程以及英国王权提供一个新的视角。[65]罗马法的复兴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李栋再次追溯了罗马法在西欧的复兴过程。同时,他也论述了英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问题。[66]
在英国近代早期的特殊时代氛围下,原本作为基督教的宗教斋戒仪式的四月斋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和经济色彩,被冠之以“政治性的四月斋”,柴斌对其性质、特征、影响及局限性进行了考察。[67]
3、经济史与经济-社会史
长久以来,西欧何时、如何以及为何能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经济是最明显、最重要的突破点,因此,经济史研究受到学界重视。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发生重要学术转向,经济史变成经济-社会史,因为单纯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已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有二者的联姻才能被赋予社会转型问题研究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天津师范大学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在成立十周年之际,启动了《欧洲经济-社会史》丛书项目,计划在将来的五年之内出版二十余本研究专著。[68]侯建新、龙秀清从农民与市场、城市化、农民日常生活和转型问题等四个方面追溯了近二十余年来,英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向,他们认为,经济-社会史具有广泛的学术视野,将不同的社会层面纳入历史学家的认知领域,注重长时段、整体和大众的历史,开拓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使历史解释更有说服力。[69]沈琦评述了克里斯托弗·戴尔的《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和社会》一书,认为戴尔提出的是一种“新中世纪观”,它为转型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70]
中世纪农业和乡村史是国内中世纪史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国内经济-社会史研究最为集中的方向。一方面,乡村土地制度研究依然长盛不衰。公地制度是一种曾经在欧洲农村长期、广泛存在的、以村庄为单位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制度。赵文洪认为,中世纪的欧洲公地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管理,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民主、平等和法治的精神,这是公地制度留给后世的政治学遗产。[71]孙立田则指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景下,敞田制特有的农牧结合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可以有效地保持土壤的肥力,有利于维护小农经济,对社会弱势群体也起到了一定的慈善和救济作用,反映了庄园制度下温情脉脉的一面。[72]另一方面,庄园与农民负担问题的研究更为新意,更加细化。在中世纪英格兰的庄园经济体制中,运输役是一种重要的劳役形式,沈琦认为,该劳役起源于庄园领主的物资供应需求,其主要特点是:一般由农民上层承担,其运输距离以中短为主以便当日返回,运输货物品种繁多、以粮食为主。领主利用运输役供应各级市场,从而促进了市场网络的形成。但随着市场网络的完善、效率提高,以及其他市场要素的成熟,运输役在历史上逐渐消失。[73]对于劳役折算的时间表,刘超、徐滨和王兴科认为,
12—13世纪领主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主动采纳货币地租,14世纪以后领主采纳货币地租则主要是为了规避价格风波的被动行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农奴获得的人身自由和以自由劳动力身份租佃领主土地的做法令自己大受其益。领主和农奴在劳役折算之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并影响了英国历史的发展。[74]
商品与市场发展依然是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对于市场发展的积极因素,雍正江探讨了修道院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在西欧隐修运动鼎盛时期,随着修道院农业、手工业和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修道院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修道院的商业实践又成为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75]魏跃军则认为西欧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西欧商人阶层的形成及其在市场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二是西欧人口数量、购买力和购买动机主要需求原动力因素对市场发展拉动作用;三是西欧市场价格机制对市场发展的调节作用。他还注意到,西欧市场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发展较快,而且国际化程度越来越深,其原因除了新航线的开拓提供了客观条件外,更主要的是西欧人需求的国际化、市场扩展和商人逐利供给驱动力共同作用所致。[76]宁凡认为,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建立单一的模式,认识到地区性的和时代性的不同是很重要的。他选取了威尔特郡的呢绒业作为考察对象,来认识中世纪晚期英国经济的发展态势。[77]货币稳定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崔洪建认为,爱德华一世的货币改革成功解决了当时货币贬值等问题,开启了英格兰货币史上多种面额的货币并存的局面,维持了英格兰货币制度的稳定性,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货币环境。[78]
英国历来具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但以往国内学者对地方自治的研究只局限于贵族与王权、议会与王权或郡、百户区的自治,没有深入到村庄一级的研究。对于乡村、村庄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庄园、领主、农奴方面,而没有把自然聚居的村庄和村民作为研究对象。王玉亮力求从经济生产、生活互助、法律事务、政治自治、争取自由等方面充分展现英国中世纪晚期乡村共同体生活的原貌,主要目的在于从村庄共同体的角度,展现英国中世纪晚期村民的自治权利,以此揭示英国中世纪晚期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并说明它与英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革的关系。[79]陈立军的关注对象也是村庄共同体,其重点是村规及其执法者——监督员。中世纪西欧早期村庄共同体村规,隐含了中世纪乡村共同体互助济贫的惯例和一定的民主因子等内涵,保证了中世纪时期的乡村生活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农奴在制定和执行村规方面,要比他们的领主有着更大的利益关系,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村规是来自于农民的共同体而不是来自领主的庄园。作为村规的执法者,监督员是保证村庄共同体正常运转的重要成员。从村庄共同体监督员的人数变化和选举,我们可以看到富裕农民的兴起和农民个人力量的增强以及蕴含于村庄共同体中的一些民主与自治的因素。陈立军、韩磊还考察了乡村信息的传播由最初的口口相传到文字传播的过程。[80]比较教育史也是经济-社会史的重要研究方向,刘伟、张晓晗追溯了教师的头衔和称谓变化,考察了英国中世纪教师的身份、职业资格、收入来源与生活水准等,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教师的生活场景,这对扩展我们关于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状况特别是教育状况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81]
4、城市史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引发了学界对于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历程、城市特征、城市结构等问题的思考。百余年来,欧美学者跨学科、多方法、宽视野地全面深刻地研究了英国中世纪城市发展史,孟广林和陈灿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斯蒂芬森和泰特为代表的政治和宪政史研究,到20世纪50—60年代以K.B.麦克法兰为首的牛津学派的城市贵族领主社会史研究,再到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侧重城市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更加关注单个城市、具体年月事件的研究,使论证更加充分,内容更加详实,正是这种经久不衰的探讨和争论使英国中世纪城市生活丰富多彩的立体图画“重现”在我们的面前。[82]刘景华认为,对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有必要区分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这两个概念,虽然城市现代化进程开始于英国工业革命,但其准备阶段却可前溯到工业革命前的两个多世纪。从1500年到1750年,英国城市开始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从中世纪过来的老城市,向经济商业化、开放化、专门化等方向转型;17世纪中叶后兴起的新城市,从一诞生就具有诸多现代品质。老城市的转型和新城市的兴起,构成了英国城市现代化准备阶段的两个方面。[83]对于英国率先完成城市化的原因,谷延方认为是从中世纪以来劳动力转移和城市现象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历史的偶然,为此他追溯了英国乡村从11世纪到18世纪的现代化之路。[84]
吴旭阳则对罗马法学家眼中的“城市地位”问题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中世纪自治城市从诞生开始就处于封建势力的包围之中,必须与其进行斗争或妥协。随着罗马法的复兴,罗马法学家对城市自治进行了系统的合法性论证,这种论证虽然有一定意义,但关键的决定性因素是各方的实力,只要各方的实力有所消长,则不仅“事实”会变化,“法律”上的理论也会因此变化。[85]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出现和发展是中世纪的一大历史景观,国内学者对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朱明以意大利城市锡耶纳为例探讨了城市空间转型问题,他指出,13—14世纪锡耶纳经济获得飞跃发展,平民政治兴起,这导致城市布局的转型,主要表现为贵族私邸和塔楼为市政厅和市政广场所取代,这种从教堂到市政厅的城市空间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意大利城市权利的重大转移。[86]刘招静探讨了城市国家“公债”及其实现合法性的过程,指出“公债”最终和“高利贷”划清界限并实现了其“合法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此时西欧经济与社会情境的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精英对其做出的积极回应。[87]车效梅还从中世纪中东城市的城市结构角度探讨了伊斯兰城市为何失去了率先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的问题。[88]
5、宗教与思想文化史
托马斯·阿奎那是欧洲中世纪著名的神学思想家。丛连军考察了阿奎那思想中“两种幸福”与“两种德性”、“神恩成全自然”、“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三个命题,并从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角度,进一步探究其神学伦理学思想体系的精神实质。[89]李隆国以7世纪晚期约克主教威尔弗里德被革除教职这一事件为切入点,比较比德的记叙与其他当时记录尤其是艾迪·斯蒂芬所著《威尔弗里德传》的异同,从材料取舍的角度,揭示了比德抱着“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且因之从善如流”的理念,记录善人善行。[90]徐家玲和王向鹏从基督教的视角考察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他们认为,十字军的构成体现了中世纪封建西欧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十字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理念凸显了11世纪基督教世界封建军事的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91]
在思想文化领域,佘碧平系统地梳理了从古代到近代早期的西方哲学,这是中国学者从自己的角度,在吸取西方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写出的一部西方哲学著作,对中世纪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92]
关于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的文化变革,张炜指出,受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影响,16世纪英国教育领域经历着一次涉及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全方位变革,而印刷媒介是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大量人文主义印刷书的出现加快了新知识的传播速度,扩大的受众范围;不同类型的印刷书促进了大学教学方式的改进,并催生了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同时,印刷书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初、中等教育的普及和教学内容的相对统一。[93]他还分析了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关于印刷术在近代早期欧洲历史中所起作用的论述,分析了其诸多值得借鉴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指出了其在调和技术决定论与唯意志论论争方面的学术价值。同时,伯克努力践行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与融合,但其很多研究尚欠缺深度,并未完成对社会科学中部分概念的重建。[94]
6、新史学
本年度新史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家庭性别史和医疗卫生史两个领域。
教会法关于婚姻、家庭、女性权利的理论与实践是学界集中讨论的问题。陈志坚考察了中世纪英格兰教会对私生子这一家庭弱势成员的保护问题。在中世纪英格兰,教会不仅从理论上寻找私生子权利的依据,还在私生子认定标准上坚持自己的原则,并在司法实践中尽力为私生子谋取实际利益。陈志坚认为,教会作为一种缓冲因素,在既有体制下尽可能多地为弱势家庭成员争取权利,因此,长子继承制并未给中世纪英格兰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95]罗辉对中世纪教会婚姻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由于基督教对婚姻的理解与罗马法不同,教会婚姻法必然会与民法产生差异和矛盾。中世纪教会婚姻法削弱了家庭在婚姻对象选择中的影响力,肯定了夫妻同意是有效婚姻的必要条件,其后果是使婚姻朝着个人自由的方向发展。[96]宋晓梅将眼光投向中世纪的维京社会,她认为,当时的维京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家庭,家庭是相对稳定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维京社会是有序的。维京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也拥有一些同时代欧洲妇女所没有的权利。此时的北欧社会,与罗马帝国末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97]在中世纪基督教异端研究中,妇女问题一直是西方史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李桂芝通过对贝居因派、古列尔迈派、卡特里派、韦尔多派和罗拉德派这五个大众异端派别中女性权利的总结和分析,指出她们享有大致与男性相等的宗教权利和自由,打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禁忌,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尤其是贝居因派和古列尔迈派的妇女表现出的强烈的女性意识,被认为是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榜样,对后世女性主义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98]
黑死病和医疗机构研究是今年医疗史的两大议题。黑死病在14世纪的英国流行期间,既有遍及全国的普遍性,又体现出不同的人群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李化成将医疗史和环境史研究结合起来分析其中的原因,他认为是当时英国的聚落环境造就了黑死病的这种流行特点。在聚落环境改变的背后,是人在与瘟疫博弈中获得主动的不懈努力。[99]医院具有悠久的历史,从最初的宗教慈善机构到现代的社会医疗机构,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邹翔认为,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的医院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型阶段,即为现实社会而不是为上帝服务成为当时医院最本质的特征,这个转变可以称之为医院的世俗化转型。至此,医院的事务逐渐成为世俗世界的事务,医院也开始向着现代医院模式的方向发展。[100]
7、经典著作的翻译引介
本年度,数本西方学者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首都师范大学编著的《不列颠与欧洲中世纪晚期历史大观》收录了英国教会史专家罗伯特·斯旺森在该校历年来的讲稿,该书材料翔实、语言流畅,是世界历史专业的系列教材之一。[101]其他翻译的专著包括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的《中世纪文明》、英国学者沃尔特·厄尔曼的名著《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前苏联学者科斯敏斯基的《中世纪史学史》、美国学者托马斯·卡希尔《中世纪的奥秘——天主教欧洲的崇拜与女权科学及艺术的兴起》以及英国学者海斯汀·拉斯达尔所著的三卷本的《中世纪的欧洲大学》。[102]
四、亚洲古代中世纪史
本年度我国学者在亚洲古代史的研究方面发表了约250多篇部学术成果,很多论文和著作体现了较高的研究水准,甚至一些研究生论文也展示了较大的学术潜力。
1、古代南亚史
中国南亚史的研究近几年主要集中于哲学思想问题的探讨。姚卫群探讨了古代印度哲学思想中的“一”与“多”的问题及其历史背景。他指出,“一”与“多”的观念在印度远古圣典及后来的主要哲学流派中都有表现。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和顺世论的理论中都展示了这方面的思想。这种观念有几个主要的类型。有的认为只有“一”实在,
有的认为“一”与“多”都不实在, 有的否定惟一的“一”, 肯定“多”,
等等。它们与各派的基本理论倾向直接相关,
也与古印度的政治及社会历史背景有重要联系。[103]他还研究了古代印度的“极微”观念。他指出“极微”观念在印度古代哲学中有重要影响。印度历史上流行的多数哲学派别都对其给予关注。胜论派、正理派以及佛教新有部等认为极微是构成世间事物的最小物质单位,是实在的;吠檀多派和数论派认为极微不实在;大乘佛教中的瑜伽行派则部分承认极微的作用,但认为极微在本质上是一种“假立”。各派对极微的看法与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取向直接相关。比较和分析不同类型的极微论对于认识印度哲学的特色有积极意义。[104]
蒋鹏认为古代印度婚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经典、种姓制度、祭祀、嫁妆等等都成了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对古代印度婚姻建构起一个基本框架,并且揭示出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宗教。[105]金荣洲根据《摩奴法论》、《唐律疏议》对比研究,认为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婚姻家庭地位等方面,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要比同时期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高得多,这也正说明了作为中华法系下的唐代法制文明在那个时代的进步性。[106]许静对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女性的家庭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同阶层女性的家庭地位是不一样的:作为母亲,尤其是生了儿子的母亲,她们很受尊敬;作为女儿,她们从一出生就不受欢迎;作为妻子,皇室和贵族女性生活富裕,但受到很多约束和限制,中下层女性由于生活所迫,必须与丈夫一起劳动、养家糊口。莫卧儿王朝时期女性家庭地位是男权的体现。[107]严耀中认为《大唐西域记》里有关印度婆罗门教的记载,揭示了一个中土高僧眼中天竺诸国印度教盛于佛教的形势,并且显示出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差别也是其与印度民间风俗结合上的差别。[108]
2、日本古代中世纪史
孙瑜考察了秦代徐福东渡及其象征性意义,提出应该把徐福东渡事件融入到汉人移居日本列岛的总体时代背景之下,认为它的象征性意义才是其关键价值所在。[109]
梅原郁、夏日新从倭五王与江南政权江南的水稻生产方式及其传播途径讨论了江南文明对日本的影响。[110]董波分析了日本女性崇拜及其嬗变,认为就日本古代史而言,女神崇拜和女巫传统的精神渗透是一条根本的线索。[111]
徐建新介绍和分析了中、日、朝鲜半岛古代木简的发掘及其各自的特点,认为中国的汉字文化是通过不同的载体在东亚地区传播的,除写在铜镜、铁制刀剑上的铭文外,还可以推测到通过简牍的汉字传播。朝鲜半岛和日本之所以能够积极地引进中国的汉字文化,是因为秦汉以后中国的汉字文化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汉字文化实际上包括成熟的汉字、成熟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以及成熟的书体。所谓汉字的东传也可以理解成是与汉字有关的成套技术的东传。[112]
章林对日本律令制国家贱民制的形成、完善、解体等问题也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大化改新后日本户籍制与律令制日益完善的过程正是贱民制形成与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皇权衰落的背景下,班田制瓦解、庄园制兴起带来了阶级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贱民制的解体。[113]卢超平通过广泛搜集日本方面的史料、日本学者的研究论著并且加以整理、分析,梳理了日本古代驿传马制度的发展脉络,初步展示日本古代驿传马制度的主要内容和运营机制。[114]董科以实物救济为中心对8至9世纪日本疫病救济事业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奈良时代中后期开始,律令医疗体制暴露了诸多问题,国家虽加以改革,然收效甚微,且使律令医疗体制更加孱弱。同样,使用经济手段的救济,也暴露出了地方官员失职等诸多问题。面对这些难题,朝廷在疫病流行之际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鼓励民众摒弃陋习,积极参与到本应由国家统筹的疫病救济之中。这是日本律令体制开始走向弛缓的重要标志之一。[115]吴春燕通过考察女天皇继承王位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女帝世纪”的形成与当时母权制遗风浓厚的社会习俗以及皇位观念和皇室继承制度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116]
师敏探讨了日本遣唐留学生圆仁对日本语言文字、文学、音乐、美术和民俗信仰的影响,[117]
祝乘风选取日本庄园典型时期的典型例证,运用对日本庄园制下的土地所有、阶级和阶层关系进行详细的考察,勾画了日本庄园制社会经济结构的全貌,并力图找出与西欧中世庄园制和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异同。认为庄园制作为日本历史上的一种社会经济体系,规定了日本中世社会的基本社会经济形态,是了解日本前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把钥匙。[118]
韩宾娜认为武家政权的崛起及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从京都畿内的游离,凸显了近世日本社会变革的本质。认为通过对由此而造成的封建制与律令制的混一局面的疏解,将有助于人们理解明治政府东京迁都的历史逻辑。[119]朱莉丽分析了日本室町时代足利幕府的对明认识及其政策,认为日本在足利幕府统治时期,足利幕府对明朝的政策不时出现摇摆,在遵从华夷秩序的背后,隐藏着脱离华夷秩序的强烈诉求。[120]
唐永亮分析日本神道中的时空观念认为神道中的时空观念与日本人的民族意识、生产生活和政治制度紧密相关。[121]朱建科借鉴宗教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神道教的功能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神道教作为日本的民族宗教,与日本文化进程和历史命运息息相关。[122]
杨栋梁对中日两国古代关系的性质与特征做了论述,认为在古代中日关系的政策选择上,两国统治者都有过误判并在遭受挫折后进行了纠错,因此中日古代关系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证明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友好还是别的什么,而在于阐明不同历史环境下双方的政策选择推进还是倒退了两国关系,以资借鉴。[123]高远、潘德昌对古代中日对象观做了比较,回顾中日两国的交往,梳理古代两国认识上的错位,分析原因正是华夷秩序对两国彼此认识的影响,使两国看不到彼此的“真相”,两国间的冲突也自然不可避免。[124]
张兰星从分析“切支丹时代”日本白银的开采冶炼着手,论述日本白银被大量运出的原因,统计了日欧白银交易的具体数据,并以此作为研究分析的基础。认为日本白银不但是日欧贸易中重要而特殊的商品,还是16—17世纪东西方交流交往的集中体现。欧洲人从日本运出白银不但促进了欧亚的经济交流,还推动了世界交通和贸易的发展。[125]
陈景彦、张锦从江户时代年号探讨了日本对儒学文化的吸收,认为江户时代是日本吸收中国儒学的关键时期,从该时代的天皇年号上也反映出日本此时对待中国儒学的态度,即已从古代中世时的注重表象的学习,转为注重儒学的义理及实质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日本吸收与改造中国儒学以为己用的独特性。[126]
王明兵考察了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从儒、释、道“三教合一”论内部畸变出“神儒一致”理论的历程及其目的和意义,认为这不仅能把握日本对中国思想文化汲取和吸收的“冲击—反应—变异”思维模式,还能洞察到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日本“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心态。[127]吕玉新讨论了17世纪初东亚社会转型期间水户学创始者将以“仁”为核心、道德为本的儒家传统文明投放到体制上,试图创建一个史无前例的虚君政治的新思维体系。认为这是从体制上倡虚君理论的儒学先声。[128]张晓明、乔莹洁通过追溯武士发展的历史,着重就山鹿素行士道论与《叶隐》中的武士道论的不同点作做了比较和剖析,明确了山鹿素行士道论对儒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而在整体上把握江户时期武士道发展的脉络及其精神本质。[129]
张士杰以日本接受《论语》的发展脉络为纲,对《论语》传入日本、古注读解、朱注在日本的流行、江户《论语》研究之兴盛、近代《论语》研究与大众接受等不同阶段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考察。[130]
《华夷变态》是记录了江户时代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集。孙文对其中的《华夷变态》进行了综合研究。他对《华夷变态》存录的1644—1728年间2300多件“唐船风说书”进行细致的文献学梳理,试图还原林春胜、林信茑参与幕府海外情报解析工作和辑录
“风说书”的过程,考察了“唐通事”的制度化过程、“风说书”与“唐船”的关系、“风说书”内容结构演变及制作方式等;并尝试就《华夷变态》所反映时代的特征性历史问题,如欧洲商船的活动、郑成功一族、日本乞师、三藩之乱以及当时山东、江苏、浙江等地赴日商船的活动情况进行初步的梳理。《华夷变态》中的“风说书”使用的是江户时代的古日语,因此奔向研究还反映了作者对古日语文献的翻译解读能力。[131]此外,仲光亮也探讨了《华夷变态》中的唐船风说书,指出江户幕府的情报搜集活动显示出极高的主动性。[132]孟晓旭考察了中国船漂流民与江户时代日中关系,认为正是通过中国漂流民,日中之间产生了“漂流诗”这样独特的文化交往。[133]
王国华认为日本传统饮食文化最终形成于江户时代,具体是在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后,在实现日本传统饮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方面,“锁国”具有一定的正面效果。[134]
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朝贡册封体系和文化的研究方面。韩东育认为寻出东亚研究领域困扰和禁区的发生原因,处理好历史与现实、国际政治与学术伦理的关系,转换有违事实发生逻辑的“倒叙”式研究手法,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东亚地区的矛盾和问题、重温传统的交谊和亲情、抽取“第三种文明”的区域价值以及实现“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目标,或许可提供某种方法论的启示。[135]
于宁宁认为日本深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影响。就其与封贡体系关系而言,日本起初与封贡体系若即若离。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蚕食东亚封贡体系。至中日甲午战争的获胜,日本亲手摧毁了东亚封贡体系。[136]
3、朝鲜古代中世纪史
杨军研究了朝鲜古史记述谱系的演变,认为金富轼《三国史记》确立三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古史谱系之后,13世纪出现了一然《三国遗事》和李承休《帝王韵记》两种不同的朝鲜古史谱系,试图捏合古朝鲜、扶余、三韩三种不同古史系统,对后世影响极大。14—15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则不包括扶余系统。17世纪的许穆以夫娄为檀君之子的神话为基础,整合三种古史系统,以古朝鲜系统为中心,建立了新的朝鲜古史谱系。18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是对许穆说的修正,主要是淡化扶余系统,并将在中国正史四夷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沃沮、秽貊诸族纳入朝鲜古史谱系,较具代表性的是安鼎福的《东史纲目》,在补入渤海国之后,这种朝鲜古史谱系一直流行至今。[137]
林永珍对韩国坟丘墓的起源、变迁与社会的性质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古代韩国,马韩盛行过坟丘墓的主要特征是由多个埋葬主体通过追加葬形式形成。坟丘墓最晚到公元前1世纪开始出现,其存在从方形木棺向圆形石室的变迁过程。[138]赵胤宰对韩国公州宋山里6号坟出土的一方铭文砖上刻有一段关于百济与中国南朝交流的记录进行了释读,认为砖铭应为“梁宣以为师矣”,并据此推断出建造墓葬的负责人的国籍及社会地位。[139]权五荣对百济最初的王城河南慰礼城进行了调查。通过遗址出土的诸多邻国制作的物品,证实当时百济与周边国家保持着交流,揭示了3世纪以后百济与中国在陶瓷器交易乃至宗教、思想层面广泛而紧密的交流,也为百济史及与中国的交流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认识。[140]
王岩、之远汇集了中古时期阿拉伯人所著的东方文献中所包含的大量的新罗国的材料,其中涉及了新罗的地理环境、自然状况、生存条件以及新罗人的种属问题和对外关系。结合中国的相关史料,进行系统归纳和比较分析,认为这些资料虽然带有互相抄袭或沿用的痕迹,但对研究新罗的历史仍有裨益,也可窥见中古阿拉伯人的世界观。[141]
政治制度史研究方面,李宗勋、高在祥认为中国唐朝的封建制度高度发展并臻于完善,这深深影响了新罗封建律令制的形成与发展,使新罗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封建律令制度:以“执事部”为核心是新罗中央政治体制的特点;以“九州五小京制”为核心是其地方制度的特点;以“幢”、“停”为主是其封建律令军制的特点,并与唐朝、日本律令制度进行比较。[142]李谷桥、李日腓以保存在《全唐文》和《唐文拾遗》中的16篇朝鲜塔铭为例,分别从佛教观念、人物刻画手法以及章法行文技巧方面来探讨朝鲜半岛所受汉文化、汉文学的深刻影响。[143]
张学锋依据日本入唐求法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记载,对新罗移民在今江苏扬州、淮安、涟水、连云港地区的活动进行了整理和阐述,认为新罗移民在这些地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移民社会,有着发达的社会网络,并指出了今连云港地区的“土墩石室”遗存作为唐代海州新罗移民墓葬的可能性。[144]孙玉良对新罗翰林学士崔致远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所说的渤海国王大祚荣依附新罗一事进行了考证,认为此事件纯系子虚乌有。[145]
孙泓认为高句丽、新罗、百济、高丽的音乐舞蹈,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深受中国历代音乐舞蹈的影响,而中国的音乐舞蹈在又深受西域音乐舞蹈的影响,尝试将中国音乐舞蹈中的西域成分区分出来,并研究了古代西域的音乐舞蹈传入朝鲜半岛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146]杨森认定敦煌壁画中也存在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国人的图像,从而证实大唐与东北亚周边各国各民族的友好关系。[147]
韩钢核查中国史籍,并运用计算机软件检测认为:成书于1145年的《三国史记》对日食的记录有21条错误,这些错误来自5个方面:采用了中国史籍的错误记录,因地域判别而造成错误,编年转换错误,虽经改编而错误仍在,转录中出现笔误。[148]
金英兰通过对早期高丽青瓷窑址的研究,认为朝鲜半岛的砖筑窑是受到中国唐代至五代时期越窑的影响,其开始生产中国式青瓷的时期推测为10世纪中期。早期高丽青瓷是在为了避开战乱来到朝鲜半岛的越窑窑工传授的技术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故朝鲜半岛一开始就能够烧造技术水平较高的瓷器。[149]
许学权分析了高丽对北宋、辽的朝贡政策,认为其实质是维护高丽自身的利益,促进了高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反映出高丽王朝的“慕华”观念。[150]谭阿勇从宋丽海上贸易对宋丽互市舶法进行了研究,认为市舶司制度的创建保护并拓展了宋丽对外海上贸易,使其从以以前的朝贡贸易为主的政治交往转变为官方和民间贸易并存的经济交流,以政治性贸易为主的地理交往转变为宋丽民间资本自发追求商贸利益的航海行为。[151]
吕肖奂讨论了高丽文化在宋朝的认知度与接受度,认为明州与泉州等浙闽地区在宋朝是高丽物质文化最为流行、最先被认知接受的前沿,可以代表高丽文化在宋朝被认知和被接受的深度与广度。[152]郑锡元通过以蒙古风在高丽兴衰,讨论了高丽对蒙古文化的受容与排斥,认为蒙古风的形成有着随元的浮沉而改变的一种宿命的局限。明兴元亡之后,高丽的蒙古风也渐渐淡出历史舞台。[153]王政东对元明戏曲中所反映的诸多高丽国的文化风物事象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些艺术描写从一个侧面透视了古高丽与中原地区特殊的政治关系和贸易往来十分兴盛的历史影像。[154]
李花子考察了公险镇的位置,包括高丽睿宗时期的初设位置、高丽末与明朝发生铁岭卫争论时,以及后来朝鲜与明朝围绕图们江以南女真人管辖权交涉时,公险镇的位置如何发生位移,阐明了公险镇在历史上中朝边界变迁中的意义和作用。[155]
玄花认为明朝对高丽主要是采取怀柔的政策,但是由于高丽在辽东问题上企图与北元势力结成联盟,明朝对其又不得不采取遏制政策。这种遏制政策通过与高丽暂时断绝关系,加快对辽东的攻势等措施,迫使高丽与明朝合作。[156]王小盾认为1368—1373年明朝和高丽的音乐交往的目的是通过制礼作乐来建立独立强国。高丽恭愍王的方针迎合了明太祖推广中华礼制,与普天之下共享和乐之治的理想,于是缔造了明丽关系史上的蜜月期。尽管这个时期很短暂,只有五年,但它表明:历史上幅员广大的汉文化圈,其实是以礼乐为其核心的。[157]
刘丽敏对李氏朝鲜官制及其所受中国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朝鲜王朝时代的职官体系虽承继高丽旧制,却明显参照明朝官制体系。随着中国政权的更迭,朝鲜王朝的职官制度亦不断更新、完善,最终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朝鲜王朝职官制度,甚至对后金政权早期的职官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158]赵黄着眼于朝鲜王朝乡约的内容和实施情况,并考察了16世纪后朝鲜学派、党派、宗族三大系统与乡约之间的关系。认为既有与中国乡约一脉相承之处,也有很多不同。[159]刘喜涛认为朝鲜太平馆是朝鲜王朝与明朝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机构,主要举办接待明朝使臣的各种宴会并进行贸易洽谈,具有崇华事大的象征意义,对维护和发展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60]
王克平认为诗赋外交是在明朝与朝鲜的外交往来中特色明显、作用巨大的一种外交方式。这种外交方式弥补了明朝与朝鲜政治交往上的不足,解决了两国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深化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密切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从而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161]
刘信君将中朝与中国和东南亚其他藩属国朝贡关系加以比较,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中,分为典型朝贡国和准朝贡国。朝鲜是典型的朝贡国,东南亚其他藩属国是准朝贡国。[162]
4、古代中亚史、中西交通史
古代中亚史方面,潘志平认为在地区史研究中,地理上的划分是否能够提供一个满意研究体系,一直存有疑窦,而中亚史研究中更突出地存在着地理划分的争议。每一部有关中亚的著作都有自己的地理界定,不同的界定又体现出作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的理解和期望,划定地域界限,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163]
李琪、孙瑜认为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亚巴克特里亚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其中呈现出的佛教文化成分为我们展现出一道别具风格的风景线。[164]王蕴锦研究了中亚阿姆河流域晚期犍陀罗佛教艺术,认为阿姆河流域是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形态,创造了蕴涵多元文化因素的伟大艺术成就,将晚期犍陀罗佛教艺术推向新的历史高度。[165]赵永伦探讨了倭玛亚王朝与唐朝争夺中亚的战争,认为在争夺战争中,阿拉伯人以吐火罗斯坦为基地,逐渐向北、向东推进,全面取得了对中亚地区的统治权。唐朝因国内发生动乱,无力西顾,最终退出了在中亚的角逐。[166]王超认为中亚东干人的多元文化特征是在外部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适应的结果。同时,文化适应还存在阶段性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和而不化”的状态。东干人多元文化的形成,正体现了在不同作用力下这两个过程交互发展的结果。[167]毕新惠认为东干人学习使用范围较广的其他民族语言的事实,不仅表现出其自身较强的文化适应性,而且反映出一种对本民族成员所需社会文化资源和未来发展机会的积极争取。[168]刘如梅认为在伊斯兰教在中亚向纵深发展过程中,塞尔柱人大举办学之风,使伊斯兰教各派在教义上完善,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169]
关于古代西亚地区与中国的交流,雷钰认为丝路开通后,中古时期伊朗的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先后成为丝路上最大的丝绸市场之一。在欧洲与远东商贸交往中,安息人和波斯人相继是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中间商。他们不仅充分利用伊朗高原的地缘优势,而且长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使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在东西方的交往中大放异彩,波斯语则成了丝路上的国际通用语言。中古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路商贸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和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170]李巧茹认为13—14世纪西亚的蒙古人与元朝的文化交流是中外交流史上的一次高峰,双方在天文历法、医药、军事技术、艺术、历史与语言等方面的交往,成效卓著。政治上的统一、双方和平友好的关系、便利的交通以及蒙古人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构成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有利因素。[171]
5、古代东南亚史
梁志明从东南亚自身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及其特色、稻作文化与社会基本结构、早期国家的形成和演进、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与特征、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和本土化,以及中国、印度与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72]
越南史方面,李天锡通过解读越南海兴省兴安市天后宫《潮州府重修碑记》与河城行帆庯粤东会馆《重修粤东会馆碑记》,推测兴安天后宫可能始建于元代,后来潮州府官员还参与修建;同时,也可以证明越南华侨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他们对故国的深厚眷恋之情。[173]牛军凯认为在越南的民间信仰中,南海四位圣娘有两套系统,京族人以海神的方式信仰,华人则将宋朝的皇妃作为神祗。[174]孙福轩认为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175]黎文升认为儒教对越南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越南儒教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民族化、实用化、简约化的特征。[176]潘玉玄将朱元璋与黎圣宗防惩贪污的政策对比,认为他们的措施既有许多相同点,又有不少区别点。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能够对朱元璋反贪惩奸的政策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177]
李小梅对南诏、大理国和缅甸的骠国、蒲甘王朝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南诏、大理国与缅甸的骠国、蒲甘王朝之间曾有不少恩恩怨怨。对这段往事加以回顾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178]

[首发]

一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建设与学术动向
2012年第3期《世界历史》介绍了2011年8月由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来自全国34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刊物和出版单位的近70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与会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对学科建设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椿年研究员对在新的形势下的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谈了以下几点看法:其一,要明确世界史学科的任务和目标,摸索出可以保证学科发展的机制。其二,应通过政策引导新的研究领域,扶植和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改善学科方向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其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尤其要提高现有研究队伍的素质,包括学术造诣、研究能力、思想学风等。其四,建议建立世界历史学科协调小组,及时了解学科发展的情况,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建立定期联系的制度,下情上达,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建立良好的大环境。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在报告中强调了将质量和人才作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基础;同时坚持提高和普及相结合的原则,关注世界史学科的社会功效,提高世界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他认为,首先应扩充世界史学术队伍的体量,有条件的高校应设立世界史专业或系,以及世界史研究机构。其次,各高校应利用条件创立研究基地,突出自身的研究特色,全国实行互补。同时,国家应采取政策性鼓励措施,如在课题立项上加大对空白领域的支持,以改善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最后,在目前设立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地区国别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门史和整体史五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上,各高校可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增设其他二级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赵文洪研究员在题为“将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成思想家的摇篮”的报告中指出,世界史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后,理应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重中之重便是成为培养思想家的摇篮。今天的社会思想观念日益活跃、丰富和复杂,这迫切需要思想家将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理论化、系统化,建设一个既能够凝聚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成员,又能赢得全人类向往的崭新的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中,只有世界历史学科可以全方位地承担这一任务。他指出,应从培养世界史学工作者大责任、大气魄、大视野、大严谨四个方面的素质入手,将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成为思想家的摇篮。[1]
2012年
6月16—18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联合主办、以“古代文明的碰撞、交流与比较”为主题的“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与会学者约200位,分别来自欧美亚澳各大洲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他们中大多是近年来活跃于国际古史学界的著名领军人物。会议共收到论文约120篇,涉及到丝绸之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外古史比较、古希腊史、罗马史、古埃及史、古代西亚史、东亚史、中亚史以及欧洲中世纪史、拜占庭史、史学史等研究领域。会议论文反映了当前国内外世界古代史研究的一些新趋势、新观点和新方法。此次会议不仅体现了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整体实力,也加强了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拓宽了进一步合作研究的渠道,特别是使中国学者对当前国际世界古代史研究的趋势、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2012年8月20—21日,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年会在“冰城”哈尔滨举行,来自全国五十余个科研院所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年会。与会人员围绕“中世纪史研究的前沿问题”、“欧洲的乡村与城市”、“剑桥中世纪史的翻译”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40余篇,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欧洲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等领域的前沿问题,更涉及中亚、印度、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古史课题,它们是2012年度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界丰硕研究成果的一个缩影。
2012年度由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组织的《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多次召开工作会议。该翻译工程集合了国内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界的众多学者,这两部在国际上具有权威性通史性著作翻译完成后,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主办的“血缘关系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
于2012年4月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世界历史所、外国文学所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血缘关系与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北京大学的古典研究中心在本年度举办了多场学术讲座,内容涉及古希腊史、古罗马史等古典学相关领域,邀请的讲座嘉宾都是国外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该讲座对于促进国内古典学教育的发展和提升我国古典学研究整体水平的具有积极意义。
2012年7月22日,为纪念我国著名史学家林志纯先生而出版的《日知文集》[2]
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由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张强教授主持整理的《日知文集》中,收录了林志纯先生1934
年至1999
年间完成的学术著述。其中不仅包括《世界上古史纲》、《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中西古典学引论》等已经发表的专著,也收录了部分已发表论文及未刊论著,其中尤以有关古代西方史学史及史料学著作最为重要。《日知文集》的出版将推动我国学界进一步关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中的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中西古典学等重大理论问题。
在本年度获得批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之中,不少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领域的专题研究项目榜上有名。其中获准立项、得到资助的“一般项目”包括:王献华的《阿卡德王权对苏美尔多神教的改造研究》、魏凤莲的《宗教礼仪制度与古希腊城邦的构建研究》、李卓的《中日古代社会结构比较研究》、刘晓峰的《中国古代时间体系对东亚地区的影响研究》、周爱萍的《日本古代货币制度变迁与东亚货币文化圈的兴衰研究》、孙泓的《古代中朝移民史研究》、李东辉的《渤海与新罗的历史关系》、朱孝远的《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国家与教会关系变迁研究》、王亚平的《宗教改革前后德意志社会结构演变研究》、夏洞奇的《〈忏悔录〉的历史、文本与思想研究》、李隆国的《蛮族王国的兴起与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史学》;“青年项目”包括:宋立宏《古代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关系研究》、黄红《贵霜帝国历史研究》、王鹤《罗马军队与罗马化关系研究》。
二、古代西亚史
2012年古代西亚史研究表现出多样化特点,突破了传统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局限,从军事史、法律史、文学史、考古学等领域或视角研究西亚古代历史。陈明远、金岷彬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古代西亚史前时代的陶器发展特点,指出世界陶器发展存在两个源头,从西亚到埃及和爱琴海地区,之后又传播到中亚等地是其第二条主要源流,中亚陶器文化的代表是哲通陶器文化和安诺陶器文化。它们都表现出与两河流域等地发生过密切的文化联系的特征。[3]国洪更则从军事历史的角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末期亚述帝国的历史,文章详细阐述了亚述帝国的“拉科苏”
士兵的来源、组成、职责及其所拥有的特权,指出“拉科苏”是宦官长麾下国王卫队的精锐,享受免赋役的特权。“拉科苏”士兵的出现及其功能的异化与亚述政局的变化密切相关。[4]另外,魏琼和张文安分别从宪政和神话的视阈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魏琼以古代两河流域神权、长老会、法律与王权的博弈为视角,探索神权、长老会及法律对王权的制约机制。她认为该机制不仅彰显了古代两河流域政权的民主、共和因素,还通过两河流域的法律文明成果———楔形文字成文法典和大量的习俗惯例,确立了“法律的最高权威”观念,这些因素即是古代两河流域的“宪政因子”,对西方古典宪政思想发源地———古希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张文安认为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不是简单的艺术想象,而是神学集团有意创作服务宗教的,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宣传宗教观念、神化王权、强化社会礼仪和道德教化的重要文化功能。[6]在《古代两河流域脏卜卜辞中的阿达德神》一文中,马一舟,郭丹彤梳理总结古代两河流域脏卜文献中有关暴雨神阿达德的记载,指出有关该神的记录反映出古代两河流域农业社会对于雨水的重视,同时指出因南北地方差异,阿达德神表现出的不同特性。[7]
三、古代埃及史
本年度,我国学者发表埃及学方面的论文不多。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史料解读和历史问题的探讨等方面。王亮和郭丹彤对古代埃及梅藤自传体铭文进行了释读和翻译,并对译文中出现的官职、地名以及古代埃及社会经济状况做了解释,指出该文献是迄今所知年代最为久远的古代埃及自传体铭文,它反映了古代埃及早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研究古代埃及早期行政管理体系和社会经济形态的首选文献资料。[8]
李晓东译注了《伊南尼自传铭文》,指出伊南尼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初期一位重臣,其位于底比斯阿布得-艾尔-库尔纳的陵墓内石碑及墙壁上存有其自传铭文和与之相匹配的绘画,对于研究第十八王朝历史有较高史料价值。[9]郭丹彤探讨了帕勒莫石碑的学术价值,指出帕勒莫石碑是古代埃及已知最早的王室年鉴,其书写年代是古王国时期,刻写在神庙墙壁上,是埃及人祖先崇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认为此碑碑文中关于埃及前5个王朝的记述不能作为重建埃及早期历史的史料,它只是揭示了埃及早期王权面貌,即国王的行政职能和宗教职能。[10]李晓东梳理了埃及史前史研究中的材料与问题,指出上埃及、下埃及以及边境地区的遗址挖掘是埃及史前史研究的主要资料。史前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古埃及文明起源是否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中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过渡的持续性、三角洲早期人类定居问题、城市的出现以及王权与邦国出现等。[11]郭丹彤探讨了古埃及文明的属性。她指出古代埃及人是黑种人还是白种人,以及古代埃及文明是非洲文明还是近东文明,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语言、生理特征和物质文化等方面的考察,可知古代埃及人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他们当属地中海人种。古代埃及文明也不属于非洲黑人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讲,努比亚文明更能代表黑非洲文明。[12]
王亮、郭丹彤以新王国时期为例,探讨了古代埃及法律特征,指出古代埃及法因独特的古代埃及文化而具有鲜明的特征,并以新王国时期法律最具代表性,从而形成了古代埃及法律的宗教性、公正性、人文性和权利与义务的等量性等特征。古代埃及法源于古代埃及文化,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古代埃及文化的基本特征。[13]李模论述了古埃及阿玛纳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指出阿玛纳宗教是埃及第18王朝中后期复杂的政治和宗教斗争的产物,在客观上与这一时期埃及世界性帝国的现实相适应,而非埃及世界性帝国的产物。[14]赵克仁研究了古埃及亡灵崇拜的原因及其文化蕴涵,指出亡灵崇拜是埃及自然崇拜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埃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亡灵崇拜还受到埃及人思维模式和尼罗河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15]
四、古代希腊史
在本年度的古希腊史研究中,有关雅典——特别是雅典民主制——的研究仍然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在近年的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西方学者热衷于“雅典革命”论,即认为雅典民主政治诞生于一场人民革命,但对于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学者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黄洋认为,这种“雅典革命”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学者用近代西方大革命的模式解释古代雅典历史的结果。而在解读这个问题时,西方学者一直不愿面对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恰是更合适的理论方法。在黄洋看来,雅典民主政治不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产物,而是通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阶级斗争历程确立起来的。雅典下层公民阶级对富有贵族阶级长期不断的积极斗争是雅典民主政治得以建立和维系的根本驱动力。[16]
晏绍祥从危机与重建的角度审视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随着雅典城邦的发展成熟,城邦建立起了一套有效运作的民主政治体系,人民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原则,公民广泛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人民主权的发展使得民主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凸显。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以及富有阶层对民主政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使得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雅典民主政治经历了重建的过程。通过实现公民和解、提升法律权威、整顿思想,成功重树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17]
民主诞生问题一直是雅典民主制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陈莹从雅典城邦一个显赫的贵族家族——阿尔克迈翁家族的角度探讨了雅典民主制形成的动力问题。文章回顾了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公元前6世纪的政治发展历程,考量这一家族对雅典民主政治和公民意识形成所发挥的作用。文章将阿尔克迈翁家族的相关斗争视为民主诞生的原动力,而在贵族争夺过程中日益觉醒的公民意识则逐渐具备更大的反作用力,这二者共同促成了民主的诞生。[18]
希腊民主的主体问题在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毕会成等否定了农民民主的可行性,认为古希腊的农民同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农民一样,既相互隔绝、保守、愚昧,又不能自救,而且处于城市经济不间断的侵蚀之中。把民主与这样的农民联系在一起等于说民主可以代表落后的政治形态。即便特定的历史条件把农民客观上推到了社会的主导地位,比如在古代城邦条件下,土地所有者是城邦的当然公民,也绝不可能按照民主的原则组织政治生活。所谓古希腊的“农民民主”只是乌托邦理念在历史上的投影。[19]
陪审法庭是古典时代雅典城邦重要的司法机构,在雅典民主制度的运作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近些年国外学术界的一个流行观点,这个机构在公元前4世纪发生了一系列变革。这样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也产生了回应,张春梅阐述了陪审法庭的变革,指出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陪审法庭享有一定的立法审查权,在民主制中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法律对民主的监督作用也相应增强;设立了公共仲裁人,以灵活而便捷的方式及时化解民间的矛盾纠纷,并相应减少城邦的财政支出;改革了陪审员的选举和投票方式,从技术的层面保证民主制运行程序的公平和公正,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而这些变革措施都促进了雅典民主制在公元前4世纪的稳步发展。[20]
阴元涛则对雅典公民法庭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指出雅典的陪审法庭与上诉法庭虽然都可统称为公民法庭,但是由梭伦创立的上诉法庭打破了贵族集团对司法权力的垄断,为司法民主化奠定了基础,是陪审法庭的前身。因此上诉法庭与民主法庭在雅典民主政体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不可混为一谈。[21]
雅典的捐助制包括节日捐献和战船捐献,是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中一项很有特点也很值得关注的制度。崔丽娜将这项制度与雅典的政治生活相结合进行研究,指出这项制度在民主制建立初期就已出现,并且贯穿雅典民主制始终,对于民主制的运作起到关键性作用。捐献的实质是让富人出钱为城邦服务,最初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自愿性。但随着雅典经济的不断恶化,城邦逐渐将其变为一项强制性义务。由于对政治回报的预期,富人起初愿意承担捐献;然而随着捐献的强制性越来越突出,富人的不满也在加剧。捐献本身的变化以及富人对捐献态度的转变既是雅典政治生活变动的反映,同时也影响着雅典的政治生活。[22]
除了雅典城邦,斯巴达照例仍然是我国学者本年度的另一个研究重点,且今年学者们的研究均对一些传统观点进行反思。在西方学术史上存在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古代斯巴达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具有强烈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这种观点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今。祝宏俊在他的文章中重新探讨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理论和史料运用上的错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军国主义国家必须综合考虑其制度与政策、内政与外交。依照这些标准,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斯巴达并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化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30年代。但是,古代斯巴达没有建立起极权主义的国家体制,其军国主义也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军国主义范畴。[23]
徐松岩、夏万芳重点研究了斯巴达公民人数与土地集中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个流行观点认为,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出现严重的土地集中现象,由此造成公民人数剧减。但作者分析指出,事实上,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公民人数都已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其份地制度似乎未发生显著变化。而且,造成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公民人数继续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由于土地迅速集中所致。[24]
在近些年的国内古典学界,希腊化时期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希腊化时代多个层面的问题都已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希腊化时代是一个多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希腊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理所当然地成为学者们的关注重点。杨巨平通过对Yavanas的考证探讨了希腊文明与印度文明的融合问题。Yavanas指公元以前的印度—希腊人。Yavanas自波斯帝国时期起即为印度人所知。他们在印度的大规模出现是在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之后,一部分希腊人滞留印度,阿育王一度向他们宣扬佛法。公元前2世纪以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大举入印,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统治,并在全盛时向恒河流域扩张。由于长期孤悬印度,Yavanas在竭力坚持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出于统治的需要也开始了自身的印度化进程。他们铸造希印双语币,接受印度的神祇,信仰佛法,最终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诞生。Yavanas在印度的消失并非印度人的胜利,而是希印两种文明合二为一的必然结果。Yavanas的历史既是希腊化文明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也是南亚次大陆古代历史的一部分。[25]
除了文明的交流,希腊化时代也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制度,希腊地区阿凯亚城邦联盟的政治体制就是其中之一。一直以来,雅典民主都被学术界视为古希腊民主的唯一典型。而被波利比乌斯称为“真正的民主”的阿凯亚城邦联盟的政体却被现代西方学者们贴上了寡头制的标签,从而受到低估和忽视。根据符莹岩的研究,阿凯亚城邦联盟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有别于城邦民主的另一种古希腊民主模式。它遵循民主的原则和理念,具有民主政治的机制和架构,从公民和城邦两个层面提供政治平等和言论自由。因而,希腊化时代成熟时期的阿凯亚城邦联盟政治体制很可能是古代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相结合的典范。[26]
在希腊的宗教文化方面,我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界在本年度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出现。海神波塞冬在古希腊的宗教、神话和文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荷马史诗奠定的。波塞冬在荷马史诗中频繁出现,是其中重要角色之一;但另一方面,荷马史诗并未清晰介绍和归纳波塞冬的基本形象。朱毅璋在他的研究中剖析了荷马史诗中的波塞冬形象,指出荷马史诗中的波塞冬具有两面性,既表现出神性,也有人性的一面,这暗示出波塞冬的原型是一位世俗君主。[27]
李永斌以悲剧《欧墨尼得斯》为考察中心,通过探讨这部悲剧中的血亲复仇主题阐释古希腊的伦理冲突。他在研究中指出,血亲复仇主题不仅反映了古希腊社会转型时期的家庭和城邦伦理冲突,而且反映了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凡人与神灵伦理冲突,二者实际上又是戏剧背景所处时代社会形态转变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在这个时代,一方面父权制已经建立,需要进一步清除母权制残余;另一方面社会秩序的维护开始从人治走向法治。[28]
在史学史领域,学者们不仅有对古代史学经典的研究,更有对古典学研究本身的梳理与反思。晏绍祥注意到21世纪以来古代史研究本身从政治军事史等大题材向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等主题的转向。而这种主题的变换与研究的转型,既与学者们对史料的认识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有内在联系,也与西方史学注重公民活动的传统相关。因此,对于世界古代史的研究仍需在掌握语言工具的基础上,更多地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实现从理论、方法到内容的转型,真正深入古代社会的历史中去。[29]
褚新国则探讨了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代表的西方史学两大范型,指出在西方史学传统中以修昔底德的范式去评判希罗多德的做法存在重大错误,我们只有从所谓“文化史”、“政治史”这样的范型界定中跳出,才有可能从理论上厘清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路线,从而将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推进到更高的水平。[30]
白春晓研究了修昔底德在记叙雅典瘟疫时所使用的修辞技艺。在他看来,修昔底德在这段叙事中使用了一种精确写实的修辞手法,目的是向他的读者揭示出带有悲剧性的人类处境。修昔底德写作的文本是供私人阅读与传播的,而非面向公众的作品,这决定了他的叙事方式不属于当时面向公众的修辞风格。[31]
除了对上述几大领域的集中讨论以外,古希腊史其他方面的重要问题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解光云探讨了公元前6至4世纪古希腊人明显的“重男轻女”的性别取向问题。在当时的希腊,女性是“间接公民”,被排除在选举、司法和执政等公共权力领域之外。女性公民是不同于男性公民的“他者”。女性被书写为女妖魔和不同类型的雌性动物。女性意味着软弱、疾病和灾难。女性公民受到的教育相对较少。城邦通过早婚早育和性别比例控制女性,相对减少女性人数。[32]
王志超论述了德摩斯梯尼与喀罗尼亚战役的关系问题,指出这场战役的发生与雅典演说家德摩斯梯尼之间有很大关系。德摩斯梯尼拒绝参加近邻同盟针对安菲萨人的特别会议的主张,使得亲马其顿的近邻同盟会议发动了第四次神圣战争,马其顿军队直逼温泉关。在德摩斯梯尼的热情推动下,底比斯与雅典迅速结成同盟,共抗马其顿军队。喀罗尼亚的决战是德摩斯梯尼一系列政策主张得以实现的必然结果。德摩斯梯尼是一位爱国者,但他的政策主张是脱离现实政治的。[33]
陈思伟、徐松岩分析了色诺芬《希腊史》中所谓“大王和约”的实质以及译名的由来。指出所谓“大王和约”并非一则和平条约。首先,该条约不是在对等条件下订立的,而是在波斯击败希腊诸邦后制定的,希腊诸邦并无任何发言权;其次,订立条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避免战争,争取和平,而是以实现波斯夺取领地、征收赋税的利益为目的;最后,条约订立后,并未实现和平,反而使希腊世界更加混乱无序。人们之所以将其译为“大王和约”,一方面是受到色诺芬泛希腊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近现代古典学者将古典希腊理想化的结果。[34]
在最近几年的国内学界掀起了一股翻译浪潮,许多经典文献和研究专著被引介进来,这对国内的学术研究大有裨益。然而我们也要承认,在一些汉译本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值得商榷乃至错误的译法,这也需要学界及时更正。本年度就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何元国仔细校勘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一书,将希腊文原文与汉译本进行比对,从中摘取出36处重要的误译,并逐一进行了探讨和更正。[35]
五、古代罗马史
本年度国内罗马史研究成果的时间跨度涵盖从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帝国时代到帝国晚期各个历史时期。汪洋的《罗马法上的土地制度:对罗马土地立法及土地归属与利用的历史考察》是一部关于罗马土地制度研究的力作。作者从公法与私法两个层面归纳和整理了涉及土地制度的罗马立法与法律实践,详尽地分析了集体土地、私有土地与公有土地这三种土地归属形态在罗马史中的发展变迁,强调在历史语境下考察“所有权”、“占有”等法律概念与物权类型的诞生。[36]
罗马王政时期和共和前期因史料阙如往往被视为传说时代,向来少有研究者问津,但研究罗马城邦宪制的起源和变迁又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王政时代。罗马王政时代的社会性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占志铖认为,王政时期是罗马从原始氏族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过渡过程中城邦制国家形态确立时期。以王、元老院、库里亚民众会议及各种宗教、世俗职官为核心的权力机构一方面延续了原始社会末期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政治传统,另一方面,伴随着王权的强大和市民个体取代血缘团体参与政治,氏族政制不断遭到削弱,逐渐演化为城邦宪制。王政后期,法律和官制的产生标志着罗马城邦制国家正式建立。[37]
共和前期史研究的选题比较传统。梁小平论述了罗马共和时期围绕限制与开放公民权授予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与改革,说明罗马国家对外授予公民权的政策具有被动性和妥协性,同时也有其必然性。[38]杨俊明关于共和前期罗马公民“美德”的研究体现了以史为鉴的道德关怀。他把罗马在共和时期的崛起归因于公民道德和社会风尚,征引古罗马作家加图的训诫——奢侈浪费和腐化堕落乃是危及国家的隐患。他在文章中阐述共和前期罗马官员具有崇尚简朴,生活节俭,廉洁奉公的传统美德。罗马官员以身作则,崇尚光荣,清贫节俭的道德风尚有助于维持社会成员间的平等关系,巩固罗马国家的基础,增强罗马社会的凝聚力和团结向上的精神,从而保证了政治的清明和国家的稳定[39]。在另一篇论共和前期罗马公民的农本美德的文章中,杨俊明分析了共和前期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罗马传统美德——崇尚勤劳、勇敢、清贫、简朴的关系;认为这种社会风尚对罗马民族的崛起和海外扩张的胜利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40]
帝国时期是罗马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王振霞从吏治腐败这一视角思考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认为帝国晚期确立了君主集权的官僚体制,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权力脱离了任何监督,变得腐化和庸劣无能,造成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军队腐败和司法腐败恶果,最终成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因素。[41]
被征服的“蛮族”被“罗马化”的问题近年来成为一个热点。“罗马化”实质上是古代民族在接触、交流过程中的一种文化互动与演变现象。
一般认为,文化落差会导致高级文化对低级文化的渗透。因此研究者往往强调作为“蛮族”的高卢人和不列颠的凯尔特人被“先进的”罗马文明同化的一面。不过,罗马民族也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拥有更大文化优势的民族的影响。宫秀华、王佃玉分析了罗马统治下的高卢行省在文化教育、城市生活两个方面表现出的
“罗马化”特质;指出虽然罗马政治文化高卢行省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和引领地位,但罗马统治者允许高卢地区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有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因此高卢原有文明的传递并没有断灭;而罗马则在吸收了诸多文明的影响下成长为具有“世界性”的文明。[42]
王鹤、王河江侧重于分析老兵殖民地在罗马西部行省政治罗马化中的作用。他们根据史料中关于各时期罗马在海外建立老兵殖民地的记载指出,这些殖民地是行省地区支持罗马政权的可靠基石;其城市规划和外观上都采用罗马模式,其政府机构和管理形式也大多采用意大利自治城市的模式;老兵殖民地的建立促进了罗马公民权和罗马法的传播,使帝王崇拜的观念推广到了西部行省。因此,大量老兵殖民地的建立,有利于西部行省政治统治的加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也促进了西部行省政治的罗马化。[43]
邱红梅考察了公元43年—约410年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城市的等级制度和自治制度。她认为罗马在不列颠建立的殖民城市、自治市和部落城市形成三个等级。这种城市等级制度具有开放性和激励机制。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的地位是平行的,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不同等级的罗马不列颠城市的自治水平和权力各不相同:殖民地和自治市以罗马城市自治制度为模式;而部落城市则以罗马城市自治制度为模型,又保留了不列颠自身的许多制度。罗马帝国通过挑选部落贵族作为罗马在不列颠的管理支柱,推行文化认同、宗教互信原则而大力推行部落城市自治。这种城市等级与自治制度的推行,有效地降低了罗马帝国的行政成本,扩大了统治收益,是一种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3世纪时,罗马政府对不列颠采取掠夺性政策,损害了城市贵族和广大公民的权益,自治制度无法维持,导致城市衰落。[44]
伊达拉里亚人是意大利半岛最先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罗马文明崛起之初带有很深的伊达拉里亚文化的印记。伊达拉里亚人对罗马历史发展的影响和贡献一直为史家所关注。黄志强认为公元前7世纪,伊达拉里亚地区已进入文明时代,创造了发达的奴隶制城邦,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贸易,还是在文化、宗教、思想和政治诸方面都已经非常发达。伊达拉里亚文明对罗马文明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和催化作用,主要表现在罗马国家的产生、罗马城市的建设、“法西斯”的由来、凯旋仪式的举行、残酷血腥的竞技以及宗教发展的奠基6个方面。[45]
希腊文化对罗马社会也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崇拜和模仿是否意味着“希腊化”?陈恒、鲍红信着重考察了罗马文化在模仿希腊文化的过程中,如何成功调适,从而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的。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化直接对罗马产生影响。战争巨人”与文化“矮子”的落差,使罗马人以近乎崇拜的心情学习希腊的所有文化,但对希腊文化的消极面也有所回避。公元前188年后,由于推行务实政治,罗马开始以一种冷静的眼光重新审视希腊文化,还将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进行对比,在对比中强化他们对罗马文化的认同。这体现出罗马对希腊文化经历了从模仿到调适的过程。帝国时期出现了罗马和希腊文化的融合趋势,但罗马人在广采博收希腊文化的基础上,配合自己的创造进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罗马文化始终是有选择地模仿希腊文化,没有失去其独特性,其原因在于罗马人的务实态度,存异精神和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根同源性。[46]
林中泽对罗马帝国葬式演变的轨迹和特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葬礼风俗的演变不仅受到关于死亡的宗教观念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基础。公元前8—前5世纪间,土葬和火葬在罗马同时流行;公元前4—2世纪间战争频繁,火葬更为流行。进入公元1世纪,罗马以火葬为主,这是罗马奴隶制繁荣的产物,体现了当时帝国社会的稳定和物质生活条件的重大改善;同时也是希腊灵肉二元论思想影响的结果。从公元2世纪起,土葬重新盛行,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变更造成的。公元3世纪的社会经济危机造成了较高的死亡率和生活的普遍贫困化,所以大部分人会选择便宜的土葬。3世纪后异教民众当中土葬方式的推行与基督徒的土葬传统不谋而合,这对于基督教在帝国内的传播是一个有利的契机。基督教借助对这一葬式的认同来宣扬它特有的肉体复活论并达到宣教的目的,当这种复活论在异教大众中获得基本渗透之后,土葬独尊的结果就呈现出来了。[47]
近年来,妇女史作为新史学关注的对象之一开始在国内希腊、罗马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本年度有两篇论文涉及古罗马妇女问题。李英、吴宇虹对里维娅的政治角色进行了探讨。里维娅是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迪王朝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的第三个妻子和第二个皇帝提比略的生母。罗马法律不容许女性担任官职,干预政治。然而,帝国时期的皇族女性,尤其是皇帝的妻子往往通过男性亲属间接弄权。李英、吴宇虹分析了奥古斯都与里维娅的政治婚姻和政治伙伴关系;展示里维娅积极在参与宗教事务、外交事务等公共活动中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办事能力,以及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聪明才智;认为里维娅不仅是皇帝的爱侣和尽职的皇家事务主管,还是皇帝最亲密的政治顾问,在皇位继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48]
何越对罗马妇女的遗产继承权利进行考察,从立遗嘱权和遗嘱继承权两个方面分析其演变过程;认为在帝制初期,罗马妇女与男子一样具有完全的立遗嘱资格,这是与其监护权的消失互为联系的;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到哈德良时代,妇女立遗嘱权的机会逐渐扩大,其趋势是从限制严到限制宽的一个发展过程。遗嘱继承权的扩大,使妇女在罗马财产让渡过程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49]
古典文献研究方面,蔡丽娟就撒卢斯特的史学与政治倾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
“后三头”时期残酷的政治环境,迫使撒卢斯特退出了政治生活圈;但作为具有强烈道德倾向的失意元老,他希望通过历史写作挽回作为元老的威信。他对荣誉的重新定义,某种程度上正是希望通过对政治行为的道德化分析,重新确立“美德”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并把“美德”的丧失看做罗马政治腐败的根源。而凯撒体现的正是传统贵族已经抛弃的罗马传统美德,在对凯撒的赞扬中,撒卢斯特史学也就显示出明确的凯撒派倾向。[50]
熊莹对拉丁铭文史料《审判老皮索》做了介绍和翻译。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提比略之养子日耳曼尼库斯的神秘死亡,及对所谓凶手前叙利亚行省总督老皮索的审判,构成了塔西佗《编年史》二、三卷的叙事中心。塔西佗在写作中运用了影射、暗喻和反讽等手法,致使在谣言和阴谋的裹挟之下,事件的真相变得越加模糊不清。而近年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土的一组拉丁铜版铭文《审判老皮索》的元老院法令为重新审视这桩历史悬案提供了线索。《审判老皮索》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存世副本数量最多的元老院法令铭文,不仅为厘清史实提供了可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一手史料,还为重新评价元首制初期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法令自问世以来,引发了西方古典学界的持续关注,现在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出版。熊莹在参考英译本和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这份铭文史料进行了全面介绍和译注。[51]
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被称为“最后一位杰出的古典拉丁语史家”,其作品《历史》自发现以来一直是研究晚期罗马帝国的最重要史料。刘衍刚、赵少峰以古典史料为基础,综合近现代学者们的考证分析,在晚期帝国政治军事与宗教大背景下考察这位学者的身世经历与学术活动的关系:考证其家庭出身和三个重要身份——希腊人、战士与贵族;重建其十几年的军事生涯;介绍其历史撰述工作。作者认为,马塞里努斯的一生可以说是4世纪晚期罗马帝国政治军事史与思想史的缩影,通过对其生平的重建,有助于加深对晚期罗马帝国及其历史学家的理解与把握。[52]
李隆国对罗马帝国研究模式的转型进行反思,指出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经典性地确立了“罗马帝国衰亡”的模式,并主宰了此后学术界达200年之久。20世纪以来,这一模式受到了巨大挑战,以古代晚期研究为主力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悄然兴起。他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各有庞大的史料支撑,更反映了现实因素影响下的学者思想观念的变化。开创中世纪研究的史家如伯里等人,其自身的学术训练扎根于古典学,因而推崇古典文化,贬低中世纪文化,将罗马帝国衰亡当做一个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伯里之后的一代人开始挑战“罗马帝国衰亡”的范式。林恩·怀特更是提出“罗马世界转型”的口号,标志着新范式的诞生。彼得·布朗开辟了新的专门研究领域——古典晚期,为晚期罗马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在今天多元性的现代化背景下,昔日互不相容的两种交锋理论转化为观察晚期罗马史的两个互补、竞争的模式,实现了交流。现代学者的任务是如何超越“衰亡”与“转型”范式,揭示一个更加全面的晚期罗马世界。[53]
农业技术史方面,范秀琳对古罗马作家的《农业志》、《田园诗》等著作所记载的休耕、轮种、翻耕、套种等土地耕种方式进行了概括和分析,认为罗马人的耕种方式非常适合地中海地区土壤和气候的需要;轮种、套种等土地耕作方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罗马农业的发展,既节省资源,又能促进土地丰产;同时,掌握一定的播种率也对农业产量的提高大有裨益;还有很多关于土地耕作的问题因缺乏文献史料暂时无法得知,需要利用考古学的成果进一步丰富研究。[54]
六、古代史理论概念的梳理与综合性研究
2012年,我国学者在文明起源、城市起源、印欧语言起源等问题展开研究。易建平详细区分
“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酋邦”与“分层社会”两对概念之间的差别,指出“古代国家”之“古代”,主要是社会史分期上的一个概念。“早期国家”之“早期”,则是“国家”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它讨论的是人们之间一种特殊政治关系存续的时期。
“酋邦”与“分层社会”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都是等级制社会这点上,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是,酋邦的等级是以血缘、辈分、年齿等为基础来划分的,它与经济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分层社会的等级或者说分层则是一种基于经济关系的划分,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为基础。[55]
俞金尧和刘健探讨早期历史上的城市起源问题,认为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普遍由统治者的权力所缔造。城市是各种非农业活动的汇聚之地,其中政治及与政治相联系的军事、宗教活动对于城市的兴起最为重要,最早一批脱离农业生产并能够聚集于城市的人,首先就是社会的管理者也是阶级社会中的统治者,统治阶级连同为统治者服务的军队、僧侣等,构成早期城市的主题。城市中的工商业是以政治中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并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工商业活动追溯权势而发展,围绕权势的消长而兴衰。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资本对城市的命运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权力开始屈从于资本。[56]
印欧语系语言学研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曾经纠缠于人类起源问题,最终导致宗教史观与科学史观的对立。英国殖民者语言与印度被殖民者语言之间存在相似性的发现又将印欧语言研究引向人种学的深渊。刘欣如指出印欧语言发源地研究同时也促进了对生活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并且证明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印欧语言学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历朝历代入侵、占领农业地区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欧民族。该领域学者在研究游牧民族历史时,往往忽视了那些与印欧语言民族没有任何关系的游牧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了解印欧语系形成发展的历史,进一步探讨草原游牧社会与农耕帝国在历史上的相互依赖与无止境的冲突。[57]
七、 欧洲中世纪史 1、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的反思
自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以来,社会各界对世界史学科给予了更多关注,如为推动世界史学术研究,《光明日报》拟创建“世界史专刊”,并于今年7月进行了专家咨询。趁此良机,许多专家对世界史,尤其是中世纪史领域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内容涉及国内学界长期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现代化起源、社会转型及重大历史事件等。在回顾了吴于廑先生关于加强15、16
世纪世界史研究的期望、并对西方学界关于历史分期的理论进行了评述之后,向荣论述了中世纪及近代早期欧洲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困难所在,提出在探讨重大理论问题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时,要充分了解西方学界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学者关心的问题同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意识地开展一些合作,将吴先生开创的研究推向深入。[58]
刘林海追溯了“中世纪”概念的萌芽、确立及其含义变化,同时指出,“中世纪”等概念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存在很大弊端,上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界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广泛的质疑、批判甚至解构。中国史学界也处于反思过程中,但理论和实践上的改变也对中世纪史学科形成冲击和挑战。深入研究唯物史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它关系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整体发展,值得我们思考。[59]
2、政治、宪政史
学界对于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形成历程、特征及多样性的研究热情依旧,而且有一些新观点出现。侯树栋评价了英国史学家詹姆斯.C.霍尔特对大宪章的研究。他指出,霍尔特将法律或原则还原为生活,通过对大宪章与欧洲中世纪其他同类文件的对比研究,以及对英王国与欧洲其他王国的对比研究,从实际生活过程解说大宪章的产生和特点。他致力于从生活与逻辑的交汇点阐释大宪章的内容和性质,依据大宪章的内在特点与时代发展的关系说明了大宪章的历史与神话的联系。[60]
张海洋试图证明,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其适用性不仅是有限的,也是有条件的。如西班牙固有的历史文化多样性,以宗教为纽带达成的国家统一,以及政治上的早熟,阻碍了其国家形态的发展,并导致了民族国家构建尝试的失败。[61]李丽颖对1707年苏格兰自愿选择与英格兰合并给予高度评价,她说,这次合并为苏格兰带来了单靠自身力量无法企及的高度繁荣,这种选择为民族主义的终极追求问题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62]关税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象征,于民论述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国关税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即从一种国王特权税,逐渐演变为处于议会严格控制下的议会间接税。[63]
今年度学界对于俄国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有分量的成果。周厚琴、曹维安在回顾了近年来俄国学界对古罗斯文明的研究视角后强调,政治的统一与分裂不是评价进步与倒退与否的唯一标准,在中世纪,一个国家政治统一与否,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政治分裂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造成经济和文化发展。[64]齐嘉、曹维安追溯了“罗斯”称谓的由来,并利用考古学的证据指出东斯拉夫人在古罗斯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他们抓住与拜占庭帝国展开国际商贸活动的机遇,并利用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良格人带来的外部动力建立了古罗斯国家。[65]君主的改革是国家强大的重要途径,车维汉,茆健认为“财政压力假说”对此类变革有一定的解释力,他们以彼得一世的改革为对象进行了经验检验。[66]
刘景华长期专注于城市史研究,他再次强调,中世纪城市的新品质,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等方面孕育着近代文明的诸多因素,并最终促成了近代西欧文明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近代西欧社会是这些城市文明因素的直接后裔。[67]
政治中的城市长期以来为学界广泛关注。王守贞专门对法国城市图卢兹的自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12世纪,图卢兹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城市自治模式,但由于与封建格局格格不入,引起罗马天主教会和北部贵族的不满,最终导致了阿尔比圣战,图卢兹城市自治走向衰落。[68]城堡是西欧中世纪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赵阳对国外史学家在英国中世纪城堡研究中的传统范式与发展趋向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其研究特点进行了总结,希望能引起国内学者对此领域展开研究的学术热情。[69]
城市空间与公共政治逐渐成为近年的热门话题。尚杰从威尼斯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历史和现状入手,以广场、街道以及剧院为具体事例,分析贵族政府管理城市公共空间的方式,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些手段成功地使威尼斯的城市社会生活不断公共化,城市的公共空间的发展凌驾于私人空间之上。[70]刘华英专门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空间的性别问题。国家权力与社会传统将城市空间作了性别区分,这与两性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相互对应,通过限制女性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男性企图主导和控制女性。作者力图证实,与中世纪相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71]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贵族与政治转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尚杰指出,作为共和国大众生活的重要内容,近代早期威尼斯的狂欢节经历了从传统的宗教节日发展为大众娱乐活动的转型。贵族政府引导和监管,不仅使其避免沦为宗教改革的牺牲品,还进一步强化了狂欢节舒缓社会压力和政治宣传的作用。[72]詹娜则将目光投向法国贵族间的附庸关系,在法国宗教战争和福隆德运动的危机时期,这种关系受到政治势力、宗教信仰、双方政见、个人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挑战,王权乘机渗透其中,为后来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73]
法律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法律究竟是自治于政治权力还是依附于政治权力,对于政治文明的演进起着直接而关键的作用。英国中世纪向近代的政治变革以其渐进式“生发”模式而著称于世,程汉大认为,英国普通法的自治特征无疑是促成这一模式最根本的因素。[74]中世纪多元政治共同体、政治权力中心和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导致了“管辖权竞争”。但随着管辖权的逐步体系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法律格局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李筠从对这个过程考察了Jurisdiction的政治涵义,结果表明,该词的历史积淀充分反映了西方法治主义的诸多重要理念、制度基础和对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重大影响。[75]张殿清认为教会选举是研究中古教会宪政的重要途径,因为在基督教选举中,职位所涉及之人的同意是候选人当选至关重要的条件,这蕴含着民主参与和权力制约的宪政基本原则,为世俗选举提供了有益借鉴。[76]在具体法律研究方面,郭峰考察了英格兰森林法变迁的历程,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将森林法引入英格兰。此时的森林法完全遵从国王意愿而成为王室私法,由于国王与其臣民在森林法问题上矛盾愈益突出,最终森林法由私法转变为公法。[77]毛欣欣和李强根据朱尔斯·尼克尔的拜占庭《市政官法》希腊文校勘本,并结合弗雷什菲尔德的《市政官法》英译本进行译注,希望能向学界提供更符合原文的、完整的中文译本。[78]在法律执行及其影响方面,英国的巡回审判制度是重要的研究对象。陈太宝认为,尽管巡回审判制度的发展造成王室司法权随之不断扩展,但在当时多元司法体系和教俗二元政治结构的大环境下,王权无法完全延伸至地方。因此,中世纪王权尚未发展为专制统治。[79]李云飞则考察了中世纪英格兰巡回法庭的具体运作机制,它不仅造成王权的加强,也导致地方自治的孕育,而巡回法庭的衰落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职能多重扩张导致的恶性循环。[80]
3、经济史与社会史
英国如何崛起,如何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答案无疑是多样的。刘景华以东盎格利亚的转型为样本进行考察,他认为,作为传统农业区,东盎格利亚根据自身资源、传统和优势不断探寻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向,走了一条“传统农业→原工业化→商品化农业”的曲折道路,最终找到了较为适当的经济定位。[81]
商业化问题是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课题,长期为国内学界所重视。本年度对于该课题的研究更加细化,价格、工资等微观问题得到集中讨论。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变迁的动因,一直存在“新人口论”和“货币论”的争论,崔洪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顾,这将有助于史学界加深对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82]王超华对黑死病前后的工资变化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14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口减少,工资水平大大提高,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如妇女的劳动机会增加,工资增加,大有男女同工同酬之势。只是由于妇女的依附性地位和传统观念对妇女劳动的歧视,才使性别工资差异并没有因人口的减少而消失。工资上涨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影响,最为显著的是领主自营地经济的变迁。因为工资劳动者很早就在领主自营地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如庄仆是自营地上的全职工资劳动者,他们长期从事一些专门工作,与惯例佃农和临时雇工一道满足了领主不同方面的需求。随着14世纪初之后工资的上涨,最终造成自营地农业生产无利可图,领主逐渐退出生产领域,传统的庄仆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83]工资上涨伴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降,畜牧业生产也受到影响。如母牛曾是中世纪英国农业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牲畜,因收益较高而受到欢迎。但到15
世纪初,受到瘟疫影响,需求减少,价格下降,母牛饲养走向衰退。[84]公正价格和工资是教会的一贯主张,高利贷则被禁止,托马斯·阿奎那则表示,高利贷并非不可接受。刘招静认为,这种主张是受到同时期西欧经济社会现实的影响的结果。[85]
在欧洲封建社会晚期,所有地区的农民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商品经济中,与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俄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由于俄封建因素的限制,这一时期农民与市场联系的程度还非常有限。[86]
关于市场经济和国内外贸易的关系,宁凡以尼德兰集市为例指出,在中世纪欧洲商业复兴的背景下,城市的政策是促进集市繁荣并向交易所转变的重要原因。同时,国内工业也是国际贸易繁荣的支撑,近代早期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区的衰落、以英荷为中心的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87]
沈琦专强调了交通对贸易的促进作用。14世纪时英格兰已形成以伦敦为轴心的道路网。道路网的维护是在“王之和平”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体现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王权的监督引导、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发挥主体作用的维护方式适应了中世纪英格兰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还毕竟有限的现实,也保证了中世纪英格兰道路通行维持在一个较好的水平。[88]
杜宪兵认为,13 世纪中期至 14
世纪中期以欧亚大陆为主要辐射范围的贸易网络的维系靠的是畅通的陆路和海路交通线、先进的贸易制度、贸易离散社群(指当时的一种从事跨区域、跨文化贸易的商人团体)的商业实践、科学技术的革新与传播以及各中心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89]
日常生活史方面,侯建新考察了中世纪晚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饮食革命,他认为,英国的工业化和社会转型并非牺牲农民利益,恰是源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民个人原始积累,并伴随着农民及大众消费水平的攀升。[90]
徐善伟对中世纪欧洲大学生的总花费及各项主要费用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作了大致的估算,他认为,膳宿费、获得学位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和听课费占了大学生花费的绝大部分。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阶层的大学生的花费亦有差别。大学通常本着贫富有别的原则收费,从而使贫富学生获得相对等同的教育机会,但总的来看,在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绝大部分大学生仍然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富有阶层的子弟。[91]
我国学界对中世纪医疗史的研究也较为关注。刘榕榕和董晓佳考察了公元6世纪
“查士丁尼瘟疫”的特征和影响。她们认为,该瘟疫具有季节性、选择性、高感染率与高死亡率的特征,瘟疫的不断复发不仅导致帝国人口在短期内急剧下降、城市衰落以及经济衰退,同时也削弱了帝国军力,并对其战略格局造成了不利影响。[92]
对于“瘟疫何以肆虐”的问题,李化成和沈琦提出了“医疗环境史”的概念,以黑死病为个案,围绕瘟疫本身进行环境分析。他们指出,在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中,传染源普遍存在,鼠、蚤、人紧密共存,便于瘟疫的传播;交通运输的便利,利于瘟疫的跨聚落和跨地区流传;落后的医疗防治水平不能阻止瘟疫的肆虐,甚至会因不合理的举措而适得其反地造成瘟疫的进一步传播。同时,上述病发、流传和应对环境还存在地区性的差异,从而导致各地瘟疫的肆虐程度有所不同。[93]
4、教会史 在公元1000—1500
年间,天主教欧洲见证了多次信仰危机,它们的性质、规模、影响以及重要性各不相同。在此期间,“信仰”伴随着“危机”;
但大多数危机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持续时间也不长,天主教对整个西欧中世纪的掌控并未因此受到严重的威胁。[94]龙秀清认为,托马斯主义对拯救教会当局起了重要作用。托马斯主义是一个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综合体系,当信仰尚能涵盖理性的张力时,这个体系就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代世界科学理性主义大肆张扬的时代,信仰已被压缩到私人的范围,它已经很难涵盖理性提出的问题。因而,托马斯主义也就走到了尽头。[95]
中世纪教会发生很大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原因的研究见仁见智。王亚静指出,12
世纪教士阶层及其职业结构发生新变化的原因是西欧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经济活动凸显个体性增强了信仰的个体性化发展。[96]罗春梅、欧光耀指出东西方教会分裂的原因在于二者矛盾不可调和,英诺森三世强硬要求拜占廷人和拜占廷教会服从罗马教会,而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对拜占廷领土的征服和殖民统治引起拜占廷人的仇恨,这就使所有统一教会所作的努力都归于无效。[97]龙秀清、李锦荣认为,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对社会各界造成巨大伤害,它沉重打击了修道院的经济基础和宗教权威,使之丧失了许多传统的社会功能,这加速了英格兰修道院及修道制度的没落,从而为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奠定了基础。[98]
本年度学界对宗教改革的研究依然有新成果面世。宗教改革运动与德国近代国家产生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表现为通过削弱罗马教会的权力而强化世俗政府。通过分析路德与诸侯领地政府、路德与农民战争的关系,朱孝远诠释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革命性和保守性,阐明转型时期德国市民运动的特点和性质。[99]周施廷研究指出,在宣传策略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利用图像和口述布道,推动了与教会斗争的纵深发展,因此,只有结合视觉材料、口述史料和文字材料,才有可能对路德改教的性质及政治作用做出客观的评价。[100]面对挑战,天主教会是如何回应的,效果如何?曾祥敏从胡斯与兹贝涅克的恩怨、地方和罗马教廷等多种力量合谋指控胡斯和康斯坦茨公会议定罪异端等三个阶段详细勾勒了胡斯被控
“异端”的过程,而胡斯的被控
“异端”个案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了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会与
“异端”之间的张力。[101]
对16世纪中叶的特兰特会议的研究可以提供答案。按照当时的境况,饱受诟病的教宗制度及其流弊理应成为特兰特会议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但会议并未做出实质性的反应。陈文海指出其中的原因是,特兰特会议之后,以教宗为首的罗马教廷垄断了对会议文件进行解释的特权,会议颁布的那些制约性规定便不再提及。[102]
5、思想文化史
本年度中世纪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中世纪欧洲哲学的逻辑学转向的研究。翟志宏认为,中世纪欧洲的逻辑学是长期以来理性与信仰之间张力关系的结果。作为一种认知工具,逻辑被中世纪经院哲学用来探究神学思想,在此过程中,它获得了成为一种理论的合理性,并最终促成了逻辑学研究的理论转向。[103]
在大学里,逻辑学逐渐成为基础必修课程,这促进了演绎推理和唯名论的兴盛、归纳推理的兴起,而演绎和归纳并重的思维方式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做了准备。[104]段智德指出,在讨论和阐释西方中世纪哲学时,不能不特别关注中世纪阿拉伯哲学,不仅因为中世纪阿拉伯哲学明显地具有西方属性,而且还因为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对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拉丁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05]
其次是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相关问题研究。朱孝远指出,文艺复兴是欧洲由衰及兴的一个转折点,人文主义者在危难之时担负起拯救欧洲的使命。探讨欧洲文艺复兴对于建设文化强国、深入思考文化如何推动社会进步,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他提出,我们应当投入到当前文化强国的工作中去,很好地把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为我们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腾飞贡献力量。[106]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女画家安古索拉的一幅画作为图像证史的论证分析提供了切入点。黄鹤指出,该画作在西方艺术史中失语的过程不仅反映了女艺术家群体与整个社会中女性群体逼仄的生存境况,还揭示了历史中不容忽视的性别身份问题。[107]基督教会以其超越性的宗教理想和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不懈地推动了“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和“12
世纪文艺复兴”,培育了西欧大学和学术思想的幼嫩根苗,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文艺风格,从而为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08]对于人文主义的研究,国内学者本年度的成果是关于研究理路的梳理。刘贵华指出西方学界关于都铎时期英国人文主义的研究有三大新趋势:研究视角从著名人文主义者拓展到其他人文主义者;研究重点从学术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研究方法强调整体性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并重,人文主义研究呈现多样化;[109]在追溯了犹太人文主义运动的构建过程之后,卢镇指出,由于学者们对犹太人文主义或犹太文艺复兴的解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犹太人文主义运动兴起的背景、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哲学以及犹太人文主义运动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的比较等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110]
对于中世纪叙事模式、艺术创造和史学积淀也有学者涉及。王云龙指出,穆斯林和拜占庭人采取其特有的“萨底”叙事和
“复仇”叙事对罗斯的形象进行了建构,由此形成了“恶罗斯”叙事。它是西方世界“厌俄”情结的发生学文本,其实质是西方阐释政治学的话语型构与合法性言说。[111]高志民、吕净植对拜占庭世俗音乐的顽强生命力表示惊叹,尽管它受到了教会及其基督教作家的严厉打击和尖刻的批评,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音乐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衍生下来,在音乐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光彩夺目的印记。[112]对于史学对时代的记忆,赵立行考察了在查理曼帝国由统一到分裂的变化过程中,历史著作通过各种体裁记述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和变幻不定的社会现实。它们不但记载了历史,也反映了加洛林时代的史学编纂趋向及其价值。[113]
八、日本古代中世纪史
2012年度的中国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关注了史学史、古代王权、古代天皇制、律令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古代日本的国际关系与中日关系、近世的武士与对外关系等问题。
2012年10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了“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现在与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中方学者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韩昇的《井真成墓志再考》、李卓的《律令时代日本的婚姻形态》、刘晓峰的《循环观念的展开—以<贞观仪式>践祚大尝祭的国栖和隼人为中心》、王维坤的《中日古代都城比较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建新的《好太王碑发现史和早期拓本制作史的新史料》、王凯的《日本古代大陆移民与万叶古歌》。
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宋成有总结回顾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指出古代中国人以强调“华夷之别”为观察视角,采用整体式、实证式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至近代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人抛弃了“华夷”观念,研究日本的理论五色杂陈,研究方法因人而异。1949
年以后,台海两岸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各有特色,从相互隔离而逐渐相互接近。大陆学者构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力。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演进中,唯物史观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114]
韩昇探讨了日本古代的修史的背景与特点。他认为日本古代修史是在强化中央权力,以及为政权树立合法性和正统性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从履中王到推古王,几度修史均告挫折,直至天武王”壬申之乱”后,为粉饰其政权的合法性而把修史作为国家事业来抓,终于在八世纪前叶修成《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天武朝以来的修史事业,一方面是编纂朝廷的标准史书,另一方面则是删改氏族拥有的历史记载。其修史的蓝本及其史学思想,深受汉唐史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史风格,以传附纪,而有别于中国正史的体例。《日本书纪》虽然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却成为日本后来修史的范式。[115]
王仲殊对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的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再次强调了他长年来主张的“中国工匠制作”说。他指出,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明帝死于景初三年,少帝继位后,仍称当年为景初三年,但次年则改称正始元年。”景初四年”的年号实际上并不存在。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盘龙镜为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制作,因不能及时得知中国魏朝皇帝改年号之事,所以在铜镜的铭文中使用了”景初四年”的年号。[116]
王凯从文字、文学角度研究了古代东亚的大陆移民与日本古代王权的关系,认为来自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大陆移民为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贡献了文字、文学等文明要素,推动古代王权走向成熟。文字和文学是联系大陆移民与日本古代王权的纽带,而掌握文字工具的大陆移民又是联系大陆、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重要载体。[117]
另外,王军有认为古代日本的大化改新是一次社会变革,其后的日本社会具有明显的封建制特点,再次强调“大化改新封建说”。[118]
胡稹、洪晨晖对古代日本国号“大和”的意义进行了考证和分析。[119]
武寅论述了日本天皇制的起源于特征,认为日本天皇制起源于日本古代社会,在经历了种种变迁之后,逐渐形成了三大基本要素。一是皇统谱所代表的皇位继承制度,它保证了皇位传承的家族唯一性;二是等级身份秩序,它保证了天皇的至高无上性;三是神化,它保证了天皇的绝对性。由这三大要素造就的天皇,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类图腾,天皇制也因之而成为日本政治制度的典型标志。[120]
今年度有部分论文围绕律令制国家与社会展开研究。李卓关注了日本古代的贵族问题。认为日本自古就有贵族传统,从古代豪族到律令贵族,再到幕府军事贵族,尽管体制不同,功能不同,但实行贵族统治是相同的。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律令贵族的成长瓦解了皇权与文官官僚联合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最终让位于幕府军事贵族。贵族开创了“家”制度,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贵族的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学问与教养形成一种文化底蕴,始终保持着令武家羡慕的文化优势,在文化传承上的意义要大于其执掌政权的意义。另外,她还关注了古代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认为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吸收中华制度(以吸收唐代制度文明为中心)的时期是极其短暂的,它在创造了奈良时代的繁荣以后,从平安时代开始趋于衰落并渐次结束了。中日两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矛盾方面的差异实际上早就表现出来了,并因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121]章林论述了古代天皇制下的皇亲赐姓问题。他指出,古代日本的皇亲原本没有“姓”,随着古代国家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出现了皇亲赐姓的现象。皇亲赐姓的实质是通过调整以天皇为顶点的身份制度来维护和加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治体制。另外他还研究了古代平城京的市场,认为以东、西市为中心形成的全国性的流通体系,促进了都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强化了律令制国家对全国的统治。[122]崔晓以古代日本汉诗为切入点,论述了古代日本仿照中国建立的贡举制度。指出日本古代贡举制施行时间与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中国,但同样有着独特的内容与发展历程。该制度的若干特点,在当时日本人所作有关贡举制度的汉诗及其他文献中均有所反映。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与中国科举制渐行渐远之原因,与两国实施贡举制度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关。[123]
葛继勇研究并评价了唐代赴日高僧鉴真的弟子法进。认为法进在推动天台教学思想在日本的流播上功不可没。法进赴日前居住的扬州白塔寺很可能早就存在天台教学思想的传播,当时律宗高僧律、天台二宗兼学,鉴真、法进也不例外。法进在日不仅讲诵天台经籍,而且还利用自己携带至日的天台经典协助校勘已流传的天台佛经文本,参与佛经校勘事业。[124]
8世纪末——12世纪的平安时代是古代日本人在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基础上创建有自身特点的民族文化的时期,在日本古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海燕的专著《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以年中行事为切入点,论述日本平安时代的政治、社会和信仰,并探讨平安文化中的中国因素。该书论及的主要内容有平安时代的贵族政治、平安京的社会生活、古代日本的灾异人士、佛教的传播、平安时代的神道。[125]
另外,田玉娥、刘舜强通过对日本古代钱币“和同开珎”的研究,探讨了渤海国与日本的经济往来。认为渤海国在与日本进行交聘和商业往来的过程中,开辟了三条由中国东北至日本的重要交通线—日本道。[126]
关于日本中世纪史的研究,近年来一直鲜有成果发表。王金林探讨了日本战国大名的治国之策,认为15
世纪中叶至16
世纪中叶的日本战国时代也是其历史上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较有成就的时期。战国大名们为了领国的安稳和繁荣,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重农、发展手工业、促进商业流通、整顿土地、实施法治,并在组织上推行“家臣制”等,推进了时代的发展。[127]
王明兵评价了德川幕府初期对明朝和朝鲜的外交策略,认为日本 “海禁令” 发布
以前30年间,江户幕府与明朝的直接外交虽然未有明显的进展,但通过与朝鲜的积极接触,最终实现了与朝鲜的关系正常化。[128]
权宇论述了江户时代“锁国”体制下的华夷观与西洋观的变迁。在日本推行锁国政策期间,东亚三国地域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并未断绝。随着社会内部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入,日本人开始批判和反思自己的文化,以自己所拥有的风土意识重新界定“华夷”观念及对外关系,不断调整“中国化”模式和民族传统心态,最终实现了吸收西方文明的思想变迁。[129]
朱海燕考察和评价了处于“锁国”状态下的日本“漂流民”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认为日本的“漂流民”扩展了日本对“世界”范畴的认识,扩大、充实、纠正了日本人原有的地理知识,更为“锁国”下的日本管窥海外及调整“世界”认知提供了情报信息,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世界意识的形成进程,为日本在“世界”认知方面由“中国=世界”向“中国<世界”观念的转换提供了实践性论证支撑。[130]
范金民考察了16 至19
世纪前期的中国对日丝、绸贸易由盛转衰的过程。认为中日生丝贸易衰落的原因,实不能单从输出的中国一方去找,而还应从输入一方的日本去找,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随着日本蚕丝生产兴起和丝织生产的发展日方对华丝、绸需求的减少。输日华丝的由盛转衰,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丝绸生产特别是生丝生产能力的前后变化,反映了日本随着生丝生产的发展逐渐减低了对华丝的依赖程度。[131]
16 世纪40
年代,欧洲人首次到达日本,他们在日本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传教和经商活动。张兰星梳理了17
世纪初的英日贸易及其失败原因,认为17
世纪初的英日贸易虽然短暂,这是东西方两大岛国的首次接触,因此具有特殊意义。他还分析了西方的在日耶稣会的教产来源及商贸活动,认为在日耶稣会一直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于是传教士们又冒险参与日欧之间的商贸活动,其所获利润用以补充传教经费。[132]
在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方面,张赫分析了江户时代学者赖山阳的“封建之势”的思想。赖山阳的“封建之势”理论的“势”属于历史哲学范畴,兼具连续性和更替性特点,“制势之术”是以“天道”为出发点的具体政治策略。该理论的隐性因素是”势”的历史命运,赖山阳通过“尊王贱霸”的政治主张间接为“势”的衰落结局作出了判断。这对幕末志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33]
九、朝鲜古代史
2012年7月9-10日,朝鲜史研究会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联合召开了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2年学术年会暨第九届会员大会,共收到论文71篇。分为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三个小组进行学术讨论。古代史组讨论的主题包括:朝鲜半岛古代国家古朝鲜、驾洛国及百济的历史,唐、新罗、日本三国的对外贸易制度的比较研究,高丽与元朝的通婚外交等。2012年11月6-9日中国第十三届韩国学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广州市举行,本次韩国学国际会议由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主办,有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地150余名学者出席会议,提交会议论文128篇,研讨会分三个分会场对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展开了讨论。
关于朝鲜半岛的早期文化,吴大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汉江干流区域的支石墓,分析了这一区域支石墓的分布特点,并探讨了这一地区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等级化。对汉江干流区域公元前10
-前8世纪时期的支石墓提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是以密集程度和规模划分的密集群、小群和数量组别,反映了当时分层的社会组织结构;二是不同级别的墓域是由血缘亲疏关系所决定的,各数量组代表了社会组织最基本单位的家庭或家族墓地,而各密集群表示拥有独立领域的部落墓地,整个汉江干流区域支石墓的分布格局,显示各密集群之间的相互联系或已出现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三是密集群中存在的高规格支石墓及特殊隧葬品,意味着这一时期社会组织内部成员等级化现象已很突出。[134]
邰鑫成对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弓山遗址(位于朝鲜平安南道温泉郡弓山里)的房址、工具、动物遗存进行了考察,认为弓山文化已有初步的农业,进而得出结论,弓山文化是一种以渔猎采集为主,农耕为辅的混合式的生业方式。[135]
刘子敏通过对百济的族称、国号、建国者及王族的姓氏的考证,认为百济民族或国家起源于高句丽或夫余是百济人的伪托。百济是马韩领域的北部土生土长的民族,其建国与夫余人或高句丽人并无瓜葛。百济王族的姓氏“
徐” 或“ 扶徐”
是百济王族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份,以便同高句丽在地位上平起平坐,并不表明百济人源于夫余。[136]孙泓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考证了新罗的起源,并考证了新罗与三韩、古朝鲜、乐浪的关系,认为最初形成的新罗民族,是以韩人为主体,吸收了多批中国移民融合而成,提出新罗的民族起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源的。[137]苗威对“辰韩六部”与新罗的早期历史进行了探析,认为“新罗六部”始称“辰韩六部”,是在辰韩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组合,是新罗历史的早期阶段;新罗诸建国神话传说是在公元3世纪随着六部的逐渐形成而产生的;新罗的“十七官等”产生于4世纪末5世纪初。[138]赵俊杰、王新英以汉人集团的兴衰为主线,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探讨了乐浪郡、带方郡灭亡后一个世纪中,西北朝鲜地区汉、高句丽、百济、倭等各民族集团的动向和社会变化与势力的兴衰,认为乐浪、带方的覆亡是当时汉人领导集团在高句丽的进攻下主动放弃故土投奔前燕的结果。作者还认为高句丽活动中心南移,使高句丽文化与西北朝鲜的汉文化相互碰撞、交织、融合,成为社会变革的主旋律。[139]
姜清波认为百度百科中对”福”和”扶余”这两个唐代中国境内的百济国人姓氏的源流介绍存在很多纰漏,他通过考证认为,其中“福”氏由“福富顺”氏简化而来的观点没有历史依据,“百济堂”是百济人后裔堂号的观点也属虚构。[140]
舒健以蒙古人印侯为例对怯怜口与高丽政局关系进行探讨,认为以印侯、张舜龙等为代表“怯怜口”作为入丽元朝公主最为信任的近臣,被委以重任,成为高丽统治阶层的一部分,为双方的交流沟通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同时他们也成为了元朝在高丽的代表,维护元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客观上加强了元朝对朝鲜半岛的控制。[141]
郝树声通过对敦煌、居延、西域出土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汉简中的《论语》等儒家文献的分析,认为其填补了在思想文化上对巩固边疆、维系人心、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统一的价值观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方面的空白,弥足珍贵。[142]金震海对新罗时期国语诗歌《处容歌》进行研究,认为其并不是历史事实的展现,而是一种原始宗教意识的产物。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古代朝鲜半岛人民的生活理念和民俗信仰。[143]拜根兴系统论证了新罗末期高丽朝初期出现的金石碑刻及其反映的历史事实,认为新罗末期高丽朝初期出现的金石碑刻,不仅是韩国金石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韩国历史编撰中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144]
金禹彤研究了高丽礼制的建立背景及过程,认为高丽礼制建设在古代朝鲜半岛礼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高丽礼制对唐宋五礼体系的“效法性”和“变异性”是朝鲜半岛文化儒家化、政治礼治化进程的真实表征,对朝鲜半岛治国思想、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145]
赵智滨考证了唐朝在百济故地初设的行政建置,认为唐朝在百济故地初设的37州是由唐朝占领的百济原37郡改建而来。并考证出唐朝在百济故地初设的37州中的23州的位置。[146]
丁廷发以在统一新罗末期萌芽,高丽时期发展起来的自然山水式园林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相关遗存文献和现存的平壤城的高句丽安鹤宫、统一新罗时期庆州的雁鸭池、高丽时期的一些寺刹园林和朝鲜时期的宫苑及住宅园林,解析了古代朝鲜半岛统一新罗时代、高丽时期、朝鲜时期的造园特征,认为朝鲜半岛的古代园林特征从整体上看体现为“无技巧”的自然、山水式园林。[147]
赵维平以朝鲜历史上所出现的乐器为切入点展开历史调查,探索,力图探明历史上朝鲜音乐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变迁的脉络,认为其显然受到中国音乐的深刻的影响。大量的中国乐器至今仍然传承于现代韩国。这种对外来文化接受、消化、逐渐地方化、本土化的过程揭示出朝鲜一千多年来的音乐历史发展轨迹,也反映出文化接受层对来自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一种接受方式、态度与能力。[148]
周元对《高丽史》中相关的天文纪录进行了考察,将现代天文与古代观测进行了联系认证。在考察了R
Aqr(指位于宝瓶座的一颗变星)与高丽1073年、1074年两次客星观测记录之间的关系后,认为不能完全否定两次观测记录的真实存在性,以及第一次1073年客星与R
Aq历史爆发相关的可能性;认为1074年的客星记录所能对应的天体很可能是一次火流星或彗星记录。[149]
黄修志讨论了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的关系,认为其诞生在宋丽外交中,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150]郑永振、霍嫣然对高丽中期中央官学的变迁进行了考察,并将其与宋朝的官学进行比较,认为高丽的中央官学是其教育机构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吸收宋代官学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机构设置、教学内容、奖励制度等方面为后世官学教育提供了一个蓝本。[151]
《三国史记》是朝鲜古代的重要史籍。苗威对《三国史记》作者金富轼的历史观进行了探讨,认为《三国史记》中的“事大观”、“神话观”、“渤海观”以及以新罗为中心的“正统观”等四个方面,不仅集中体现了金富轼重要的史学思想,也是学界评价《三国史记》史学价值的焦点。[152]
张芳从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卷二十《婴阳王本纪》中出现的两个关键词“新集”、“留纪”入手,结合《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长寿王迁都之前的史料,认为《留纪》和《新集》是高句丽的两部古史,是与高句丽史有关的原始资料。
[153] 十、 古代中亚史、东南亚古代中世纪史
赵永伦考察了7、8世纪中亚的宗教和文化变动过程。7世纪中叶,中亚地区多种宗教和平并存,8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但并未在中亚取得胜利。此后随阿拉伯人的征服而来的阿拉伯文化也未在中亚产生重要影响。但在共同抵抗阿拉伯人的过程中,突厥文化开始与中亚本地文化融合,开启了中亚早期的突厥化进程。[154]
本年度中国学者在东南亚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中取得可喜进展。[155]《东南亚古代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从远古至19世纪初叶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地区史,既有对地区历史发展的综合性整体论述,又有对各主要国家和重要事件的具体分析与专题研讨;
既有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又有对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各民族宗教文化的阐述。作者从东南亚自身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及其特色、稻作文化与社会基本结构、早期国家的形成和演进、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与特征、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和本土化,以及中国、印度与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安南后黎朝(1428—1788)是越南封建社会由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这时期的黎朝社会崇尚和仿行中国文物制度,也实行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同时,黎朝向中国明清派出了大批使臣,北使一般以儒学修养深厚、科举中格的士人充任,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黎朝士人向上流动的有效渠道。[156]于向东考察了越南阮朝的“外洋公务”问题,他指出,西航仅沿近海岸进行,对航路的判断多参照主导海上贸易的华人的亚太海洋知识体系;对东南亚、南亚各文化区域和西方殖民者的认知以个人感受和推测为主。西航虽有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打探东南亚和南亚形势、演习海军、锻炼官员等多重目的,也是阮朝文武官员衔命“出使”、开始接触域外“蛮夷”、开眼看世界的具体表现,但缺乏对英法等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深刻认知与具体应对措施,遂于19世纪中后期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157]牛军凯对目前关于潘陀浪王宫档案的中文本进行了补编,该档案是保存于法国巴黎亚洲学会图书馆的占婆地区的档案,涉及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人身依附制度、土地买卖、民间借贷、官方军事调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是研究晚期占婆史的重要资料。[158]
沈燕清关注了泰国暹罗曼谷王朝的鸦片政策,认为暹罗曼谷王朝在鸦片问题上施行的是一种比较矛盾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试图限制乃至消除国内的鸦片吸食习惯,同时又力图从鸦片销售中汲取税收。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迄今为止毒品问题在泰国仍难以根除的原因所在。[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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