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白丽萍:盛世中的劫难书写

by admin on 2019年6月13日

宋代长江下游圩区自然灾害的频发除了受到地形、地理位置、地质结构、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直接影响以外,还与当地的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对圩田的过度开发,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系统,为自然灾害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废湖为田,或随意改变河道,众多的圩田将水道系统打乱,外河水流不畅,圩内排水和引水难度增加,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同时,大量构筑圩田,也会影响到湖泊的蓄水量,使水无处可泻,容易发生水旱之灾。如在浙西湖泊被围之后,便出现了“有水则无地之可潴,有旱则无水之可戽,易水易旱,岁岁益甚”的严重局面;在浙东,自从占湖为田之后,因为丧失了蓄泄的能力,也造成连年水旱相循,“无处无水旱”的严重局面(《宋会要辑稿·食货》)。长江下游地区人民大量利用湖边滩地修筑圩田,使湖面缩小,造成了生态的失衡,这是该地区自然灾害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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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中国古代荒政制度的集大成阶段即清代荒政来说,即使在被称为“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其中的腐败活动也屡见不鲜。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省发生巡抚以下全省上百名官员通同舞弊的冒赈案件,就是明显的例子。迨嘉道国势中衰之后,荒政活动更是百弊丛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俯拾皆是。下至咸、同、光、宣各朝,尽管在形式上仍遵循康乾时期建立的荒政制度,其救灾效果却是惨不忍睹。例如,就“报灾”而言,各级官僚不是常常“以丰为歉”,捏报灾情,就是“以歉为丰”,匿灾不报。虚报是为了贪污,匿灾则或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或是出于对经济方面的贪婪追求。至于放赈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和黑幕,就更是一言难尽了。晚清时曾有人说,办赈向有“清灾”、“浑灾”之分。所谓“浑灾”是指办赈过程中一片混乱,犹如一潭浑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连统治者自己都承认“牧令中十人难得一循吏”,那么真正能够办“清灾”者又有几许?

宋代长江下游圩区自然灾害的特点与成因

  ―、乾隆二十至二十一年如皋水灾和饥疫情形

另外一个不能不提及的频发灾害就是地震。我国是震多、震强、震频的国家之一。据《中国地震目录统计》,到1949年止,我国发生的4.7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1645次。地震基本裂度7度以上的地区总面积达312万平方公里,占全部国土的32.5%。而地震造成的破坏更是骇人听闻。1556年1月23日,发生了以陕西华县为震中的8.25级大地震,祸及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至少死亡83万多人。而仅在1840至1949年间,我国即发生7级以上地震64次,造成千人以上死亡的共27次。其中,1879年甘肃武都、1902年新疆阿图什、1906年新疆沙湾、1920年甘肃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1931年新疆富蕴等处为震中的大地震,震级皆在里氏8级或以上。

政府的防灾救灾举措

  二、官方救济的乏力

不屈不挠:中国抗灾救灾的历史遗产

为了保证灾区人民生活的稳定和灾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在自然灾害发生前后,宋代政府积极地采取应对措施,减轻灾害对灾民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荒政;仓储制度史;古代农业;救济

较之黄河来说,长江原本造成的水患要小一些。据统计,从1583年到1840年的两个半世纪内,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水灾不过两次。而从1841年到1949年,竟发生特大水灾9次。还在道光朝后期,著名思想家魏源就注意到长江为患这一严峻的事实,指出“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但近数十年来,长江却“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

宋代长江下游圩区的自然灾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灾害频发。据统计,两宋318年间,长江下游圩区共发生水灾120次,旱灾93次,水旱灾害的发生率分别为37.7%和29.2%,远远高于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二是受灾面积大。一次灾害发生,少则几个州县,多则十几甚至二三十个州县同时遭受灾害。如绍熙四年四月,“霖雨,至于五月,浙东西、江东、湖北郡县坏圩田,害蚕、麦、蔬,绍兴、宁国府尤甚”(《宋史·五行志三》)。这一次水灾波及到多个州县。三是灾害的破坏性大。水旱灾害的发生不但会造成农作物减产,减少中央财政收入,也会摧毁民居,破坏人们的基本生活设施,严重的还会引发灾民流徙,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等社会问题。

  清代规定了严格的勘灾、报灾、救灾程序,由州县、府、督抚层层负责,其初步实施者和承受者均在州县一级。恰在如皋县此次水灾之前,乾隆帝曾严厉批评江苏巡抚庄有恭渲染灾情、处理救灾欠缺稳重的做法,这很可能是如皋县水灾未能被纳人报灾的主要原因。

灾荒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打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人民生命的摧残和戕害。在旧中国,每一次大的自然灾害,总要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前面已经提到的地震、瘟疫等灾害是如此,洪水、大旱等灾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1931年,长江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黄河、淮河以及辽河、松花江等亦纷纷泛滥成灾,仅受灾最重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河南、山东8省之中,按照各种档案文献的记载估计,洪水吞没的生命至少在40万以上。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鸦片战争后黄河连续三年在河南、江苏决口,死亡人口以百万计;1887年黄河郑州决口,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死难人数,按当时外国人士的估计,高达93万余人;1938年的花园口决口,又使三省泛区失去了89万多条宝贵生命。

圩田开发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古代人民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农田开发的一种独特形式。圩田开发一方面适应了长江下游地区水乡泽国的地理特点,使大量沿江沿湖滩涂变成了良田,促进了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圩田开发是对自然地理地貌的一种人为的改造,不当的、过度的开发势

  在民众认为极其罕见的灾荒之年,如皋灾民实际上并未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济。冒国柱等人认为这主要是知县的过错,其错在于:既没有向上司汇报灾情(讳灾),也没有主动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救助灾民。《亥子饥疫纪略》中有黄振《如皋县贫民叹》,云“县官邀近功,荒不报州牧”。

与水灾相比,旱灾的发生频率也高得惊人。有人统计,1644至1839年间,旱灾占到了全部灾况的32%,全国年受灾150州县以上的特大旱灾共12次。并且,俗话说“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旱灾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往往更为严重。它虽不像洪灾那样来势迅猛,但覆盖面积广、持续时间长,所以也常常较水灾更难对付。特别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不少特大型灾荒都是由旱灾制造的,如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1920年的北方五省大旱荒,1928至1930年的西北、华北大饥荒,1942至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和广东大饥荒,都是旱魃肆虐的突出表现。其中,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是以“丁戊奇荒”这一骇人听闻的特定称呼载入史册的。从1876年到1879年,旱情持续了4年之久,旱区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并波及苏北、皖北、川北和甘肃东部。在总面积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真可谓“赤地千里”。连昔日纵横泛滥、溃决频闻的黄河,这几年也呈现出少有的枯水状况。据不完全统计,1876至1878年,仅山东等华北5省卷入旱灾的州县总数即分别为222、402和331个,整个旱区受灾民众约在1.6亿到2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以致当时清朝官员每每称之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甚至说这是“古所仅见”的“大祲奇灾”。可是,从后面的历史来看,几乎在同一区域,这样的悲剧还不止一次地重演过。

必会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带来相应的环境问题。

  在冒国柱等人看来,官方出资的救灾行动仅有一个,即于城中开设了四处粥厂:东门外菩提社,南门外大觉庵,西大圣庙,北普济堂。不过,其效果显然欠佳。“粥皆成水,共传饿鬼为祟”。

胡适在谈到中国人对付灾荒的办法时,曾不无嘲讽意味地说:“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这段话,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但若因此认为中国人面对灾荒只是采取消极的应对办法,那也是极不客观的。事实上,中国从很早时候起就不再匍匐于自然灾害的淫威之下,而是与灾荒进行了不间断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从而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历史遗产。

亚洲必赢app官方下载 ,政府的防灾举措之一是设仓积谷、预防灾荒。宋时,政府设有常平仓、义仓、广惠仓等仓储。常平仓主要用来调节市场粮价,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发生水旱灾荒时也可用于临时救济。义仓和广惠仓都是为救荒储谷而设的专门性仓储,其物资由平时储备,当灾害发生时,随时动用储粮对灾民进行救济。这些数目众多、类别不一的粮仓在长江下游各市镇广泛设置,星罗棋布,在宋代长江下游灾害救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荒政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清代荒政集历代之大成,而乾隆朝堪称清代荒政制度最完备的时期。然而,若从地方民众的角度观察,灾荒年间,灾民的生活状态、观感如何,他们如何渡灾,如何看待政府救灾的作用等,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可构成对荒政、仓储制度史研究“自下而上”的观察和补充。本文选取江苏省如皋县生员冒国柱记录乾隆二十至二十一年水灾和饥疫的《亥子饥疫纪略》予以探讨。

“大旱之后必有大蝗”。在传统中国,蝗灾也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往往伴随着水旱灾害一道袭击人类,使得灾荒火上加油。只要一闹蝗灾,便会出现“飞蝗蔽日”的骇人景象,而蝗阵一旦落地,该处庄稼、草木往往“顷刻而尽”,足以酿成与水旱巨祲相提并论的大规模灾荒。至少从明末起,有关蝗灾的记录即无年不有。近代以来,至少出现过3次比较严重的蝗灾盛发期。其一发生在1852至1858年,覆盖省份占全国面积的1/3。其二是1928至1936年,其间不仅几乎“无年不蝗”,且有6年遍及6省以上。其三为1942至1947年,主要集中在以黄泛区为中心的地带,不少地方民众甚至不得不以蝗虫充饥,结果蝗虫倒成了“风极一时的食品”。

内容摘要:然而,若从地方民众的角度观察,灾荒年间,灾民的生活状态、观感如何,他们如何渡灾,如何看待政府救灾的作用等,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可构成对荒政、仓储制度史研究“自下而上”的观察和补充。本文选取江苏省如皋县生员冒国柱记录乾隆二十至二十一年水灾和饥疫的《亥子饥疫纪略》予以探讨。比较两次灾荒中知县的不同作为,其关键点在于灾情是州县自行处理还是向上司申报,显而易见,向上报灾对知县的救灾行为有着更强的驱动力和约束力,并直接影响着救灾的过程和效果。第二,通过灾荒书写抒发对灾民的怜悯和同情之意,使我们得以窥见乾隆时期荒政体系在基层实践层面的运作及其对灾民的心理影响。

我国抗灾斗争的另一个重要历史遗产,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国家力量主导下的荒政制度。如果说前述《周礼》所描绘的荒政还只是表达了一种理想,那么至少从秦汉时代开始,就已出现许多专门应对灾荒的政策和行动。而后来各朝代几乎都在继承前代荒政经验的基础上,对这项制度的建设有所发展。比如到了清代,荒政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是仓储与河防政策。康熙、雍正、乾隆都大力推行仓储建设,除规定各地普遍设立官府主管的常平仓外,还倡导和鼓励或官民合办、或民间自办的社仓和义仓,从而形成一套相当完善的仓储网络,并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在河防方面,清朝也投入了很大的力气,如针对为患最大的黄河,在其立国不久即设河道总督,专门负责对黄河的治理和维护。其二是在救灾上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固定的程序,使报灾、勘灾、赈灾等步骤环环相扣,强化了救荒行动的效果。并且,为了防止各级官员救荒不力,清廷对报灾和勘灾的时限、审户和放赈的标准,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

  法国汉学家魏丕信将官方救灾事务划分为日常程序和紧急程序。如皋县水灾和饥疫事件中,无论州县官员是否有意隐瞒或省级大员通盘权衡,其结果是江苏省并未向朝廷上报如皋灾情,官方紧急程序无法启动,只能在日常程序范围内自行处理。清代诸种救灾措施中,最为直接、最为倚重的当属各地仓储体系,主要包括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理论上,如皋县官仓、民仓应有一定储粮。然而,此次如皋赈饥中,未见常平仓粮发放记录。民办仓储中,位于盐场的盐义仓,但因专供盐丁,通常无法外调。民捐民办的各乡社仓本为辅助性的粮仓,贮粮相对有限,亦未见赈借记载。

许多历史文献谈到自然灾害的严重后果时,常用“饿殍塞途”、“饥民遍野”等加以形容。由于经过了高度的抽象与概括,对这些字眼中间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人们往往不大去细想。实际上,在这短短的几个字背后,包含着多少血和泪、辛酸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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